爱华网为生命估价的现实意义
刘牧樵
也许，美国是率先把生命作价的国家。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EPA)今年列出的统计数字显示，当今每个美国人的“统计学生命价值”(valueofa statistical life)为690万美元。五年前美国人的“统计学生命价值”为780万美元。美国政府为了给“九一一”死难者家属发放抚恤金，制定了详细繁杂的赔偿办法，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大规模用金钱来衡量人的价值，而以往都是保险公司为生命作价。抚恤金分别补偿非经济和经济两类损失，前者包括精神痛苦及感情伤害，每个家庭可获得25万美元，死难者配偶与子女每人另发5万美元；经济损失的补偿则根据死者年龄、生前收入额、赡养人数等个别计算，而且要扣除遗属的人寿保险和退休金供款。由于事件中有大批年轻的专业人员遇害，因此经济部分的平均赔偿额达到了160万美元。一个年龄55岁，年收入200,000美元的人无子女夫妻一方死亡应得抚恤金为1,482,869美元；一子女夫妻一方死亡应得抚恤金为1,631,850美元。而与之相比，非经济部分赔偿的25万美元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洛克比空难的赔偿金达到了27亿美元，按每个遇难者1000万美元，共270人，这是我们了解的最高死亡赔偿金。由于国家的不同，生命的价格是不同的。在伊拉克阵亡的英国士兵的家属得到的抚恤金仅是美国士兵的十分之一。一名美国阵亡士兵的家属可以获得美国政府给予的27万英镑(免税)的抚恤金；但到目前为止，88名在伊拉克阵亡的英国士兵，每人的家属得到的抚恤金仅为2.7万英镑。1999年韩国大韩航空公司货机坠毁事件，造成中国居民伤亡和房屋受损，也有3名韩国机组人员死亡。事后，3名死难韩国机组人员的赔偿金估计在60万～100万美元。而对中国伤亡者，韩国公司赔付6名重伤员13.5万～25.5万元人民币不等的赔偿金，并认为最多可赔偿死难者52.5万元。然而按照韩国赔偿案例，同类的赔偿标准约为360万元人民币。
目前我国人员死亡赔偿标准是，航空事故，最高赔偿金额40万元；铁路赔偿限额15万元；海上航运不超过15万元；道路交通事故，赔偿10年当地平均生活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赔偿20年所在地人均收入；国家责任事故，赔偿20倍年平均工资。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年山西襄汾“9·8”泥石流尾矿溃坝事故和四川巴中“9·13”重大交通事故中，政府直接介入，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模式，死亡者得到了20万元的赔偿。这样的死亡赔偿标准远远高于以前的死亡赔偿，特别是在矿难中，山西省于去年年底出台新的煤炭安全生产规定，将煤矿安全事故中死亡矿工的赔偿金额上调为“不得低于20万元”。有的地方最高赔偿额达到了40万元。
其实，对于生命的估价来源医疗保险行业的配给制度，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全民医疗使得医疗费用连年增长，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有学者就认为，除医疗保险之外的其他社会目标，如正义、美好、知识等也理应占有一部分社会资源。所以，他们给生命进行了估价，约为每年 5万美元，不同地区间会有几千元的差别。在种前提下，如果有人正面临生命危险，而救治的费用又超过了 5万美元，那么他们或许就会认为得不偿失。
世界医疗保险的支出一直持续增长，而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增长势头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几乎每个工业化国家在医疗保险方面的花费都不低于10%。在美国，每7美元中就有1美元花在了医疗保险上。如果我们不想耗尽可另作他用的社会资源，就必须进一步对医疗保险开支进行配给。如果不进行配给，各种基本的医疗保险服务都无从谈起。现在，由于像器官移植之类的新医疗技术的费用不断攀升，使得国有及私有部门的投保人想尽了办法来减少医疗保险的开支。加拿大和英国的患者不得不为了昂贵的医疗费用而忍受漫长的等待。法国、德国和日本对医生和医院的医疗费用做出了限定。澳大利亚则拒绝对治疗效果与开支不匹配的药品付费。美国的卫生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HMOs）则给节约了医疗费用的医生发奖金。以上措施虽然有效控制了医疗保险支出的上涨，但是仍遏制不了这种上涨的趋势。于是，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想办法控制医疗费用。经济效率和资源有限是各国政府配给医疗保险的主要依据。
1989年，俄勒冈州对享受医疗补助的患者的医疗服务进行了形式隐蔽的配给。每年，该州都要公布一个关于740种健康状况与相应治疗方法的“优先次序名单”，例如对肺炎的药物治疗方法等。这些相应的措施依据成本效果的优良排列等级。一旦医疗措施出现了等级排列，州政府就对这个名单划了一道界线。目前这个界线划到第566种治疗措施（用于治疗输卵管机能障碍）, 州政府拒绝为界线以下的治疗措施支付费用。如果享受医疗补助的患者想要得到界线以下的治疗措施，他们就要自付医疗费或者说服医生给他们提供免费治疗。许多患者(即使不是最大多数)以不能得到治疗而告终。
英国的国家临床评价研究所认定了每质量调整生命年开支低于2万英镑（约合3万美元）的医疗措施，并否定了每质量调整生命年开支高于5万英镑（约合7.5万美元）的措施。在澳大利亚，这一限额分别为1.3万美元和6.5万美元。加拿大也制定了相应的限额，尽管这些限额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十分明确。如果以上国家坚持它们的限额规定，那么它们的医疗保险资金就会根据新的医疗技术的成本效果而上下浮动。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限额合理吗？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为生命定价，而一些投保人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将从纳税人交纳的税款中拿出2万美元或3万美元，从而使每个市民都能获得1个质量调整生命年。然而，它们却不愿用6.5万美元～7.5万美元来为每个市民再赢得1个质量调整生命年。这就意味着，它们认为1个生命年的价值大约为2万美元～7.5万美元。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顾，两者皆可抛。”，一方面，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历史中，生命是无价的；另一方面，我国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是非常廉价的。原来的火车压死人，只要赔偿300元；矿工甚至“买棺材比买药还便宜”；为了很少的钱，有人去杀害一个无辜的人。
对于我国的医疗行业来说，可以说浪费和低效率是惊人的。如果要普及全民医疗，对于有限的医疗资源来说，无止境地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是不现实的，那么，配给就不可避免，对生命的估价就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