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大讨论怎么写 改革讨论莫要跑题



——反思改革第二回

 当下,人们思想活跃,讨论气氛热烈,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经济学家、时评家应该珍惜大好时光,利用有利的思想舆论环境,认真讨论改革或与改革有关的问题。不要借反思的名目插科打诨,说些与改革无关的闲话。生活中经常见到这样的情景,几位“贤达”正在讨论问题或正在说事,总有喜欢逗乐或出洋相者插话打趣。比如你说“要整几只猫来治治这满屋的耗子”,他插话说“要家猫还是要野猫?”你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他说“投资办学者是你们家的亲戚吗?”“你小子行啊,一个女秘书还不够,还想整一屋子女学生呀”,“这家伙,办学动机不纯”。生生把个严肃问题变成个笑话,把个实际的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讨论搅黄了。

             说改革的事,莫要借改革说事

 教育改革大讨论怎么写 改革讨论莫要跑题

时下就存在这个问题,改革的时势非常紧迫,许多问题急需讨论清楚,达成一致。不采取行动或不拿出办法,维持不合理的现状或任现状发展下去,对国家和百姓都是很大的损失。如果我们讨论改革存在的问题,那么就应该具体谈一谈存在什么问题:对于医疗体制,把福利性质的公立医院简单的商业化或推向市场,这行不行,考虑没考虑多数职工群众的利益;这样改,能从根本上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吗,真正合适的方法是不是应该这样……;国企转制可以,但时下这种转制的方法不行,应建立规范合理的程序,如此这般的进行等等。

诸位关心改革的社会贤达若能这样具体的讨论问题,即使不能解决“改革”这一宏大问题,也可以解决一两个关于改革的具体问题。比如,建议政府把公立医院的药价和收费直接控制起来;提出公立大学本科每年收费最高不得超过5000元的政策主张;又比如,提请有关部门高度关注40-50年龄段的职工退休问题,对此进行专题研究。解决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或者影响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对百姓来说都是功大莫焉,对贤达来说也是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

可现实却是:某一个人刚刚提出一个问题(不排除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了改革讨论的范畴),未等他说完,马上就有人说:“你什么目的,怎么能提这样的问题”;“屁股决定脑袋,不要指望这样的利益集团代言人能说出对普通百姓有利的话来”;“这个主张是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物”,“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老近卫军的主张”。还有人离题更远,联想更丰富:“这家伙是不是拿了别人的钱,替人说话、帮人消灾呢(有点像说鲁迅拿了卢布写文章一样)”,“这家伙是以骂名人为手段,趁机炒作自己呢”,“这小子目中无人,把自己看成神,把百姓看成群氓啦”。

一时间脸红脖子粗,道德的人格的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相互攻击愈演愈烈,大号的小号的中号的政治帽子满天飞,把个本来正在讨论的改革正题抛到了九霄云外。观众也由开始时的认真听、不明白就问,变成了迷惑不解(被搞晕了),惊叹不已,最后则变成了看吵架、看热闹:“嘿,那家伙声音高”,“吓,那一位会骂”。生生把一个严肃的改革讨论变成了贤达间乱吵乱掐,观众乱跑乱闹看大戏,这么一个局面。

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这场改革讨论变成一场“石破天惊逗秋雨”。可借余秋雨说事,那还可能是个多赢的局面:杂志社出版社增加了发行量,余杰等朋友获得了知名度,余秋雨成了新闻不断、人气10多年不衰的大明星。最重要的是,它使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流布更广,读者更多,由本来的文人墨客,变成了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无所没有。最终的结果是使传统文化热增温,可谓皆大欢喜。而借改革说事,就可能没有这样的结果,就可能只会误我们的大事。

炒作张维迎教授,张教授需要这个名声?希望成为明星多买几本书?那些早已知名的时评家,需要骂张教授使自己名声更大?报刊杂志需要因此增加的这点发行量?我想不会!各方人士决不会愚蠢到拿改革反思这样的大事换这些东西。政治经济的改革是我们所有人切身利益的根基所在,它的推进与深化与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相信人们断不会因小失大,拿这事开玩笑。我宁愿将这些做法看成是缺乏有效讨论问题的平台,缺少合理有序讨论问题的文化传统,以及文革大批判带给我们的遗风所至。

                讨论改革,本该遵循的原则

要搞好一场讨论,首先要明确讨论的主题或者说问题,其次要约定讨论的程序与规则,划定讨论的范围。就今天来说,

1、我们是讨论改革问题:改革的具体方法、措施、指导原则,而不是讨论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众多与这些方面无关的其他事情。比如说,虽然包产到组还是包干到户,这两种不同的改革措施哪个更合理更可行,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但是,发生在分地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贿赂问题,地块分的过散与超生子女分不分地的问题,就不是改革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无论改革不改革,怎样改革,改革前或是改革后,甚至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美国还是新加坡,都会存在也需要解决的一般社会问题。讨论改革问题,不是讨论改革时期或者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问题。

2、我们讨论改革的具体方案、具体措施、初步方案、初步设想,乃至改革的思路、原则,不是讨论提出这些思路原则方案措施的人。不管这些人是张五常还是张六常,张维迎还是金维迎,郎咸平还是柴咸平,弗里德曼还是弗外德曼,都一样。既不管他们的来路,也不管他们的动机,更不管他们的出身和价值观,只关注他们的思路原则是什么,政策主张是什么,方案措施是什么。思路原则可取,方案主张好,就是张五常也行;思路原则不正确,方案主张不可行,就是孔繁森也不行。毛主席说得好,谁提的意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谁的办。李鼎铭先生是党外人士,他的“精兵简政”的意见提得好,党就采纳了。

3、我们讨论体制改革问题,涉及的是制度性解决方案,一般不谈论操作这些体制的人的品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行为作风问题。不合理不完善的旧制度下照样存在英雄人物,它不能成为我们坚持旧制度的理由;科学合理适应时代的新制度,不能因为在这些制度下依然有蛀虫,运行这些制度的人中依然有违法乱纪者,就因此否定选择新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我们当然需要研究社会的一般道德状况,这是一项制度能否立足的观念文化基础,但是,我们不需要讨论研究个别人、个别阶层的道德品质与价值观念问题。

4、我们讨论与具体改革方案执行落实有关的人、事、思想观念,是讨论与此相关的某一类人,某一类观念。这种讨论是要搞清楚这些方案的落实有没有相应的人才基础,有没有相应的价值观念的支撑。讨论的具体事件,是有典型意义的、能够说明众多同类性质问题的标志性的事件。而不是有着各种各样特殊性的、具体的事情。在不少情况下,被当作的典型加以讨论的具体事件,往往还是需要经过简化才能够派上用场的。

这种讨论决不研究某一个人具有怎样的思想观念、行为取向,也不研究某一件具体的事,有怎样的具体特性与具体表现。张维迎先生是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刘国光先生是否有浓厚的传统观念,郎咸平先生是否有聪明的作秀意识,社会上是不是有张瑞敏这样的杰出企业家,或者说是不是有顾雏军这样的不走正道的企业家,都不重要,都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值得讨论的仅仅是:是不是大多数国人都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观念;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张瑞敏式的企业家,还是存在着大量顾雏军式的企业家。

5、我们只讨论改革方案、改革原则、改革观念的合理性可行性与最佳性,不研究提出这一方案原则观念的人,其道德品质与行为作风是否良好、是否合理、是否正确。提出改革方案的人,品质高尚、德行完美,这当然好,这一事实会增加我们对于某一改革方案的信心。但是假若提出方案观念的人,是个保守落后不值得称道的人,或者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甚至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敌人,我们也必须冷静,也必须心平气和、公允客观的对待这些方案和主张。

我们要的是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正确有效的思想主张,而不是要提出观念方案的人。我们遵从合理的方案、科学的观念,并不是遵从提出方案观念的人,也不是要学习效法这个人的品质与作风。

某一个方案或观念由谁提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方案或观念是否正确,我们需不需要。我们选择了某一方案,认同了某一观念,同我们自己提出这个方案、想出这个观念,并无原则的不同。不需要照搬敌人同意的我们就反对这一固有观念,以作茧自缚。

从这个角度出发,张维迎的作风是否傲慢,是否充满新自由主义气息;张五常是不是美国情报局派来误导中国改革的人,郎咸平是否是一个投机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维迎、张五常、郎咸平的意见方案,有没有合理性,有没有值得借鉴和讨论研究的价值;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怎样的方案、怎样的主张。在有关他们的为人、作风、人品、来历、动机、用心、价值观等等方面,花太大的精力去探究和争论,那是在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是我们在把他们当明星炒,是我们在当他们的追星族。这样做,会误了我们的改革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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