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讨论最怕的是所讨论的原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表现为研究对象错乱。如果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结果是垃圾文字的出现；如果发生在多人身上，肯定是相互指责，而且还肯定是“再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首先要稿清楚概念，然后再揭示它的本质。笔者文章的结构基本上如“什么叫所有制？有什么本质特征”。然后，再讨论为什么？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怎么办的问题等。
一、 与崔教授的争论是如何引起的？为何会持续争论？
前不久，笔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基本内容是——不能套用《资本论》上的一些观点来解释或评价今天的是非，因为研究对象不同，存在很大差异。大家知道，《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即便都在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由于现在与150年前已经不同，如果照搬150年前的观点，就会有偷梁换柱的嫌疑，而需要与时俱进。
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崔教授看了该文，并发表了“仅用半句话就批判《资本论》”的感言。为此，笔者发表了《后半句话》，并在该文中提到了用《资本论》上的观点讨论现在的“所有制”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的问题，因为马克思针对的非当代中国。当然，在那篇文章里，不只讨论“研究对象错乱”的问题，还有站在与时俱进的角度，对《资本论》上的一些观点，是否应该“批判”的讨论。
之后，崔教授发表了《所有制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一文。关于“所有制是否是科学发展的根本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是谁也不能强加的。按照中央的解释，科学发展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发展必须是全面的；2、发展必须是协调的；3、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4、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凭心而论，笔者对上述不完全赞同，主要是指“4”，因为“以人为本”缺乏科学性。
这是因为，人的发展需要与自然、生态、社会、他人和谐，而上述讲的“以人为本”中的那个“本”难以明确，更不容易掌握。即便那个“本”讲的是“人民”，不同的人民也需要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谐，表现为一切都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因为只有按经济规律办事，国家和人民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我们过去，所以会“战天斗地”、稿“文革”、搞“阶级斗争”就因为没有处理好和谐问题。
二、 “所有制”与“分配制”本来就不是同一个范畴
看了陆先生的上一篇文章，我的第一感觉是“看不懂”。我以为根本原因就是把“试图改变”当作“上纲上线”来认识。什么叫“改正”？本人从来也没有想把以前说过的话“收回”的意思，也没有必要“装作没有说过”。如果说错了，就向你认错好啦，你又不是法官，用得着向你“装作没有说过”吗？不就是写了一篇文章？我无非是想把语言变得缓和些，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语气比较生硬的毛病！
不过，现在看来你的语言更“生硬”，所以更没有改正的必要。第一，包括自己在内，没有一个谈所有制问题的人不是为了“改变”现状，这是由于所有的“所有制”都已既成事实，工厂里的固定资产如此，一个具有产权的生活用房屋同样如此。压根就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本人之所以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因为所有制这种东西一旦形成便既成事实！谁能给我通过合法的手段改变固有所有制的现状？
反之，在新的所有制还没有形成前，那它就是个“分配制”的问题，自然也就不是“所有制”的问题。何种“所有制”不是“分配”后资产积累的结果？如此，当然也就说明，“所有制”与“分配制”并不是你所说的“对立”，而是有本质、内在、必然联系的。即便是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也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同样不是“对立”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由生活资料转化而来。
两种可以相互转化的东西怎么会是“对立”的？为什么就不是“对应”的？如此，这也不是说笔者就完全认定目前的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完全合理的，就不存在问题，就不需要“深化改革”。什么叫在“这些已有共识的概念上大兜圈子、大做文章，好像有人在否定它们似的”？我想说，所有制的内涵就是“物质”，用“意识”改变不了，如果要想改变，放弃政治的手段，就只能从“分配制”上入手！
三、着力点放在“将来”就无纠缠“所有制”的必须
笔者承认，现在的“所有制”存在一定的问题，一些国有企业的亏损和倒闭就与目前的所有制的不合理有一定关系。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从一个国有企业走出来的人。谁看了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不心疼？谁又能管得了？即便你我有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本事，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职务能轮上我们当吗？为了不让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本人研制出了“亏损疫苗”和“腐败疫苗”。我问你，谁用？
一个基金会的会计，就能把上亿元的资金从人民的账面上转走，仅仅是个所有制的问题吗？如果崔教授上一篇文章是再阐述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就是拍断了手背也赞同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彼此都改变不了。即便是能改变了，结果也不会是“均贫富”而像你所说的“造成了社会上贫富两极（即使按西方标准也是）空前严重的分化、矛盾和对立”，结果使财富的分配与权利的大小产生联系。
反之，如果被分配的是私有财产，那自然有“改变现状”和造成社会动荡的“嫌疑”了。笔者以为，我们国家需要做的工作是：第一，采取逆变管理，别让国有资产再流失，最好能使其能保值与增殖；第二，在能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私营经济，而私营企业如果搞不好，诚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搞好了，同样能够为国家纳税，而且也能解决就业；第三，建立健全政策与法规。
可是，我再说的是，上述都不仅仅是个所有制问题，而一定是领导机制、管理机制的问题；如果是领导机制、管理机制，那就应该讨论领导机制、管理机制的“深化改革”问题；如果你我没有能力解决领导机制、管理机制的问题，那当然就是“白费精神”。诚然，笔者也没有“连谈都不能谈、统统都得闭嘴”的意思，何况自己每天都在研究这些问题。我请你看看崔教授的文章，他在谈上述问题吗？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以马克思的名义”让人们统统都得闭嘴，而我主张的是，善于把着眼点放在现实和未来，不要动辄用马克思150年前《资本论》上的观点来吓唬今天的人，毕竟研究对象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