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现行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别在哪里?



前一段时期,关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在经济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论。有的学者以为从西方国家留学的“海归派”学者在高校占据了中国经济学的领导地位,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在经济学教学课程设置中比重过大,担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旁落和边缘化。我认为,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有一定意义和作用的。只是很遗憾,目前不同的声音话语奇少。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经济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为主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在哪里?中国经济学到底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些问题无可回避。我很赞同沈立人老师的主张:“真理不辩不明,真理越辩越明”,学术方面的讨论和争论必须充分,才有可能不断向真理趋近。

我以为,西方经济学与现行中国经济学的差别是两者所处的经济背景不同、研究的前提约束不同、所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同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别也是两者研究的前提约束不同、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如果这个判断准确的话,硬是要对两个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前提、不同研究目的的经济学之间进行比较、甚至对抗,要分出高低胜负,有点如唐诘诃德跟风车作战,荒唐可笑。不过,这并不影响在承认西方经济学与现行中国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差别的基础上,正确对待与运用西方经济学,以及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关于西方经济学,其研究的经济社会背景,就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环境。它的理论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以此作推理论证。其前提约束,是人的利己性即“经济人”属性,以及由人的利己性所派生出来的所有制基础。实际上,从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他们就将这个前提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剩下的就是研究在既定的理论前提下,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亦即如何生产、生产多少的问题,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所以在经济运行的许多方面,甚至一些具体环节,研究得都相当深入细致。诚然也有不同学术争论,大多也是在一些细枝末节方面。尽管西方经济学中也有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分析,也有许多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但都是以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企业与政府关系基本理顺为前提条件的。比如科斯对产权理论的研究,就是在所有权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所有者的行为与他人利益的关系,你如何使用你的资本,如何经营的企业,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的经营赢利行为涉及到他人的利益,你就要尊重别人的利益,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或者放弃某种行为,或者对利益受损者进行利益补偿。

关于现行中国经济学,其研究的经济社会背景与西方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市场经济有几百年的历史,与所有制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趋于完善。而我们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处于制度变革的时期。甚至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痕迹。中国经济学研究面临的任务,是双重性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切实进行制度创新和变革,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建立经济增长的行为规范和秩序,形成适合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在现有的制度体制框架内寻求经济增长,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中国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既包括不合理生产关系所体现体制制度,又包括经济增长所必要的科学性、技术性问题,即经济运行问题。这里,有如何生产、生产多少、生产什么的问题,也有为谁生产、谁来生产的问题。与西方经济学有很大的区别。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历史上,其创始人首先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初期人们的利益矛盾和对立,提出要用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对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分析,并且认为两者之间不可调和。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一些经济运行方面的分析和描述,但比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这并不代表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那些“实用主义”地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寻找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用的东西,事实上没有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迷信和教条主义。在严格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始人解决的问题,与西方经济学完全是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马克思不是帮助当时的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增长财富,去当国家的经济部长,相反,是要将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建立在新的制度框架基础上。由于研究的对象不同、立论的前提不同、解决的问题不同,却要批判对方的理论,强词夺理地进行指责,甚至要取而代之,这并非是科学的态度。你不能因为别人与你研究不同的问题,就横加干涉。我认为,西方经济学也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不是要别人与你研究相同的问题,而是尊重人家研究的问题,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讨论研究的前提是否可靠、所依据的事例是否真实和有代表性、普遍性,所解决的问题是否可行有效。我们也可以批评西方经济学,在理论上进行交锋,但焦点主要不是人家研究的经济运行问题,比如边际分析、乘数理论、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竞争理论等是否站得住脚和行得通,而应该是西方经济学所设定的前提条件是否可靠,是不是以人的自利性就可以构建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及其经济运行体系,是不是因为人是自私的,就要建立严格的包括政府要员在内的法律制度,以保障人的权力、利益,明确人的责任义务。如果前提不可靠、不真实,一切就如沙上建塔,西方经济学大厦就顷刻倒塌。

明确了中国现行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我们就有可能深入探究中国经济学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首先从经济学基本的问题开始,人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其属性是什么?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说到底,利己还是利他?必须回答。因为利己与利他的确定,必然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学体系。其次,如果承认人的“经济人”属性是利己性,这不只是一种假定,干脆就是基本的事实和基本的权利,就要设计一种既尊重人的个人权利又规范其行为,求得在个人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的协调和平衡一致的制度。这里,包括依据人的属性所确立的所有权、产权、分配、交换、消费等相关的制度。再其次,才是在人与人利益关系理顺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人们如何生产、生产多少、生产什么等纯粹带技术细节的问题,这类似于西方经济学关注的经济运行问题。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其依据的前提是否可靠。可靠,就要借鉴参考和引进,对中国现行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检讨,就要创新,并重新进行体制改革的设计。同时,在体制创新的基础上研究市场经济中带共性的经济运行问题。否则,体制障碍不解决,许多运行问题因利益没有理顺就扭曲变形。比如,关于定价机制,最简单地就是希望商品能卖个高价是钱,但是在一些公有制企业,由于所有者代表责任不明确、经营者事实上控制着资产所有权又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结果该高价卖卖了低价,该低价买的却买了高价,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受到损害,资产出售者却中饱私囊,经济运行也不可能有高的效率。中国经济学撇开基本的理论前提,经济运行研究不会有理想的结果。在人类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不同意简单地强调中国特色。比如说人的属性问题,不应该有哪一个国家的特色,也不可能有,有的只能是共性的东西,基本的价值理念。只有在一些具体细节问题上,由于国家的条件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才有些具体的差别,但这是在人的基本属性、基本价值理念相同基础上的差异。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公共反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也没有提出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不尊重人权是这个国家的特色,只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具体的差异。但是需要防止借口差异,故意放慢和阻碍进程。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不可靠,则要指明不可靠的原因、表现和结果。比如,我们以前批判的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腐朽的,不可能形成平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不能出于义愤,要以事实说话。不能简单地先扣上帽子,再打起棍子,学术上的霸道作风也是无能的表现。

搞清楚经济学一些基本的带普遍性价值的理念,还有助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中的定位。我认为,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比如人的属性,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与西方经济学所假设的前提约束并无区别。马克思讲过,“只有利己主义的个人才是现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马克思曾经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问题必须指出,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学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少年来人们口口声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什么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经常讲将人们的思想理念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条式误解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是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是否彻底明白了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假如这些并没有搞清楚,又怎么去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又怎么会谈得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我以为,假如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依据的前提条件,又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和基本原理,只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很可能就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不定可能是封建的什么主义经济学,要是这样的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中国经济学还有多大的科学性,怎么可能去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以这样的经济学去教育学生,岂不是误人子弟?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现行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别在哪里?

我的观点,西方经济学尽管在中国的经济学课堂上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主导的地位,但由于市场经济的环境很不完善,相应的改革远未到位,西方经济学尚不足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尤其是一些基本的难题。当然,不能因为西方经济学射不中中国经济问题的靶子,就因此否认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的体制改革是有指导性作用的,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是有指导作用的。但这绝不是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应该是尊重人尤其是劳动者基本权利的经济学,是承认人的权力、人的利益、人的地位、人的平等、人的作用的经济学。只有这样的经济学,才能回答和解决中国改革所遇到的难题,承认个人利益并约束人的行为,杜绝经济生活中只要权力却逃避责任的现状。也只有这样的经济学,才能符合人类普适价值,并且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技术性细节问题,与西方经济学形成有效的衔接。从而,避免在没有搞清楚中国现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的前提下,却作一些无谓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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