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企业战略咨询师，我深知企业的难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法制建设滞后，企业在处理政企关系方面，在市场准入和获得金融资源等方面，事实上缺乏平等机会。因此，我一向主张：政府要善待企业。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却是一部分企业根本就不懂得要“善待顾客、善待员工、善待股东”。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这三个“善待”，是企业经营者的基本操守、基本责任。而在中国，苛待员工，欺诈顾客，侵渔股东的事屡见不鲜。
不久前，我与《中国证券市场周刊》编辑孙旭东先生交流时，提出两点看法：第一，上市公司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公司；第二，股票不仅仅是有价证券，它同时还是一种产权概念。孙先生非常感慨，说这两条现在几乎无人提起，无人当回事了。并嘱我就股东权利与公司责任问题，写一篇评论。
中国的许多企业经营者，包括国企经理人和民企老板，根本就不懂募股、上市对企业主意味着什么。在他们眼里，募股、上市等于轻轻松松圈钱，就是拿别人的钱来做自己的生意。
曾经有一位做保健产品的家族企业老板跟我说，他要争取上市。我说，你采用专卖店方式经营，直接面对终端客户，全部都是现金交易，现金流非常充沛，干吗要上市？你现在的股权全部是直系亲属一家人的，通俗叫法是“家族企业”，从公司法角度说，正式名称叫“私人公司”。而一旦发行股票，上市，你的企业性质就变了，成了法学意义上的“社会公众公司”。股票上市，用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你把自己公司的股权切成许许多多的小块，拿到资本市场上去出售。拿回了现金，却卖出了部分产权和收益权，此其一。
第二，一旦你的股票在资本市场上流通，按同股同权原则，只要有人或机构所持股票数量超过你，你就很容易在股东大会上丢失你的经营权，丢失你对公司的控制权。即使是小股东，只要他能争取到股东的支持，也能当选董事，进入董事会。
第三，老板对社会公众公司的资产、现金的自由处置权，比起私人公司来说，要弱得多。黄宏生把上市公司的钱拿去海南搞房地产，结果被香港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嗣后被廉政公署以诈骗与虚构盈利、操纵股价等罪名送上法庭。黄宏生才挪用创维4600万港币，就面临牢狱之灾。相比而言，中国大陆对上市公司的确是宽宏大量到无以复加。在深、沪两交易所上市的大陆公司，大股东占用、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达500多亿。廉政公署的严厉是对的，因为上市公司是社会公众公司，其产权属于全体股东，黄宏生（大股东、经营者）把上市公司的资金调到自己私人公司，事实上侵犯了其他股东的利益。
第四，上市公司作为社会公众公司，他的财务、税务、资产交易与诉讼记录，甚至是高管的薪金，都必须公告、公布。你卖的保健器材成本很低，价格很高，毛利500％以上。一年1个多亿销售额，只纳100来万税。你的财务报表怎么包装也难同时应付证监和税局两个方面。
第五，上市不是无成本的，你得请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保荐人，这需要耗费数千万。
我把这五点道理讲完，那个做保健器械的老板立马打消了上市念头。
中国股市之所以严重缺乏投资价值，就是因为立市的基本指导思想错位，没有把上市公司的本质属性凸出来，即上市公司是社会公众公司，产权属于全体股东。中国的股票缺乏产权属性，而只有“有价证券”属性。大股东把上市公司当成提款机，股民把股票纯粹当成投机品。而司法体系似乎只讲政策性，不怎么在乎法理、法意。上海经济学者朱长春曾经亲耳聆听法官的政策传达：“凡是小股东状告上市公司的，一律不予受理”。
中国的资本市场规则正在缓慢皈依正道。郎顾之争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界碑。顾雏军把科龙的资金，在科龙与广东格林柯尔之间来回调拨，金额高达20多亿。这家广东格林柯尔投资公司，是顾雏军的私人公司，他本人占股90％，还有10％挂在他父亲名下。大家知道顾雏军收购美菱、襄樊轴承、亚星客车，却不知道顾雏军的收购，是以他的私人公司格林柯尔投资公司来收购的。拿科龙的钱去为他的私人公司收购资产，导致科龙现金断流，企业停产。顾雏军在科龙持有26·43％股份，其他持股73·57％的股东权益严重受损。顾雏军的问题比黄宏生严重百倍。而顾雏军以郎顾之争的运动形式倒台，实在是监管与司法的双重悲哀。但不管怎么说，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
有三个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规则建设，对上市公司的公众公司本质属性的揭示，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个是作家周梅森，他为了对价问题，枪挑金丰投资，最后对垒国资委，阐述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不能流失，但是中小股东的权益也是不能任意侵渔的。另一个是经济学家朱长春，他买了80多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以持有100股的小股东身份，手持《公司法》，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股东有权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行事股东权利。再一个就是著名律师严义明，他作为小股东，先后对科龙、长征电器等大股东发起挑战，争取其他股东支持，“竞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严义明的两个合作伙伴，也是重量级人物。其一是前香港廉政公署高级调查员的林炳昌律师；另一个是注册会计师朱德峰先生，他曾参与、审计多家上市公司的审计与咨询工作。我相信，林炳昌、朱德峰等人，对企业运作是非常熟悉了解的，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程度，对虚构业绩、内幕交易或利益输送等猫腻，可以洞若观火。因为我本人观察、评论企业时，也是如此。游刃有余。
周梅森、朱长春、严义明等人的维权行为，不是小题大做，相反，他们的行动
意义非常大。他们张扬了社会公众公司的本质属性。由于他们的努力，股东权利、经营者责任都得到了阐述。而一系列媒体运作和司法诉讼，最终将会使得监管体系和司法体系两个方面的完善。而只有在股东权利、经营者责任明确，监管与司法到位的前提下，中国的资本市场才是安全的、可信赖的、有投资价值的，股份公司的治理与运作才是健康的。
我本人也是股东权利被漠视、被侵渔的投资人。我持有“西安银桥”2万股。1999年，我在西安做管理咨询项目时，在西安日报上看到西安银桥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募股，鉴于该公司是陕西省政府批准募股的企业，我就买了2万股。我的唯一一次投资行为，使我倍感失落。
去年底，我应财经媒体之约评论民企以“小红筹”身份赴海外上市现象。查阅资料时，我吓了一跳，西安银桥也赫然名列其中。而且，是2003年就在新加坡上市了。老天，我可是“西安银桥”的股东啊！
于是，打电话去“西安银桥”证券部，一问之下，我目瞪口呆。原来，西安银桥又有过两次分红、一次股票回购。
2001年，我去西安用股票换股权证，领取第一次分红时，我就跟该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说过：你们的公告只是在西安媒体刊登，我在广州看不到，能不能电话通知我？对方答可以。所以我不再请求西安朋友为我打听银桥的事了。
6年多了，我没有接到过西安银桥方面的一个电话，一个email，尽管我每一次打电话到银桥时，都要留下联系方式，每一次电话号码变更都要通知他们。这6年股东经历，我不知道公司分红、上市、回购等与我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大事。我不知道何时召开股东大会。我不知道4％是分红还是股息，确定这个比例的依据是什么？我不知道1：1·3的回购价格的依据何在？而这些问题，正是我要在股东大会上质询的。
有2次“分红”我因为不知情而没领，这在财务账目上决定能反映出来，为何从不通知我？这让我深思。
本来，股东与企业经营者应该是个利益共同体。公司业绩做大了，资本增值，红利增加，股东、企业可以是双赢关系。没有一个股东是带着与企业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初衷去投资的。谁都明白，公司破产倒闭，投资者将血本无归。
但是，总有一些大股东经营者把中小投资者逼到同归于尽的死胡同里。我想，我能明白周梅森那种神风突击队般发作背后的愤怒而悲壮的心。
中国资本市场，也许需要更多重量级人物加入到股东权利保卫战去，让大股东经营者明白企业责任：善待顾客、善待员工、善待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