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先，技术创新促成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按照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一种新的制度的产生（当然也包括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有制度供给无法满足其制度需求产生的制度非均衡而引起。知识产权制度出不例外，只不过引起这种制度稀缺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创新。资本主义的产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贸易规模化的形成，技术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愈来愈突出，在商品价值构成中的比例也愈占愈大。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比任何自然资源都更为稀缺和重要的资源。并且这种资源如同资本、劳动力一样都在市场上流通，但由于技术创新成果作为无形财产由于其无形性和低成本的传播费用导致极易被扩散和被他人无偿使用，体现出技术成果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造成了很大的外部经济效应。技术创新主体由于他人这种搭便车的行为蒙受巨大损失，因而也无法收回其预期的投资，从而严重挫伤其进行技术再创新的积极性。社会经济生活此时在客观上要求人们寻求一种适当的制度安排，以克服技术创新的公共性和严重的外部经济效应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调整各方面的利益为出发点，依法保护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智力成果。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立正是对这一制度要求的回应。
其次，技术创新也推动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知识产权制度从创立至今，并非一成不变。当然推动知识产权制度的因素也很多，但笔者认为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核心因素是由于技术创新的不断向前推进而导致原有知识产权体系的调整滞后而促成其变
革。技术创新推动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创新扩大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从19世纪末以电力的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到20世纪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列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内容越来越多。1961年《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签订把非自然环境中培育的植物新品种纳入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作品传播形式的多样性，传播者的权利也受到重视，《保护邻接权罗马公约》正适应了这一要求。1992年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要求各成员国建立对“半导体芯片上的电路设计”的注册保护制度。而1993年订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几乎将所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都列入了保护客体。（2）技术创新也拓展了知识产权的内涵[3]。技术的不断向前推进，对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的一些特性甚至其根本特征提出了挑战。如传统的专利法只保护发明，不保护发现。但具有重大经济效应的基因研究却将这一传统打破，基因专利已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再如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已将其地域性特征打破。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如何确认远比非网络环境要困难得多。目前在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保护与国际司法的冲突（诸如“侵权行为地”的认证困难等），电子商务中商标注册与域名注册的冲突，最终解决有待于国际间的协调和有关国际协议的达成。还如知识产权的创造性特征，不具独特性的数据库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性的问题已经对它提出了挑战。为了对数据库实施特别保护，欧盟已自1996年3月便宣布了《数据库保护指令》，开始对不具独创性的数据库给予准版权的特别保护，并希望这种保护延及国际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版权制度的困窘，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信息的取得成本。一个有版权的作品一旦进入信息高速公路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将其复制下来。而要制止这种行为，保护版权人的利益，社会将承担高昂的成本。守旧的版权制度在新技术面前已经束手无策，而建立新的版权制度便显得迫在眉睫了。（3）技术创新还延伸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区域。由于技术创新活动本身突破了国界的限制，技术创新成果的开发，传播和运用诸多环节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这样客观上要求知识产权制度由国内走向国际。目前，已有并生效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条约共20多个，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定》等。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建立，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国际化和国际规范化。由上我们看出，知识产权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技术创新息息相关。正如V.W.拉坦（V.W.Rutton）认为的，“由技术创新所释放的新的收入流确实是对制度变迁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的收入流的分割所导致的与技术创新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益收益，这是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激励。”[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