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一回，吴敬琏先生关于“穷人”的一句话，引起社会上一片义愤，后来，吴先生的四句话又受到社会的一致欢迎。这一次，张维迎先生的两句话又让人目瞪口呆，引起呼声一片，立马成为网络与平面媒体关注的重点话题。
读张先生的文章不多，但仅从读到的几篇（如关于“社会规范”一文）看，思想之深邃，观点之令人信服，还是显示出理论创新者的风采。尤其是前段时间张先生在央视《对话》节目中所表现出的自信，比如他说，“一个好的商学院教授的创新观念，是应该经常被企业老总引用，能够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影响的观念（大意）”，以及他要求商学院教师每天思考这样的问题：社会需要我商学院做什么，我能够为社会做什么。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学术成果和国内外的影响评价来看，张维迎先生排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前10名，甚至前5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次张先生的两句话：“正确的观点是不用投票的”，“要对既得利益进行补偿，改革后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其实并没有什么大错，属于抽象片面真理。就第一句话而言，它与“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真理往往由少数人提出并坚持，多数人不理解甚至反对”的说法，意思是一样的。也是战争指挥的决策中，企业经营的决策中，经常见到的事实。更是科学发展史上屡见不鲜的常识。“日心说”就是由少数人提出，多数人不理解，社会坚决反对的科学理论；爱因斯坦相对论刚刚提出的时候，据说全世界只有几个人真正理解它的含义，相信它的人更是如凤毛麟角；但日心说和相对论都是被实践证明为毋庸置疑的真理。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以及他在5次反围剿与遵义会议前后的许多军事观点及其策略，在当时实际上都是少数人能够接受的意见，如果投票决定这些思想和观点的命运，那么这些后来为实践所证明的正确观点，无疑会被当时的多数人所否定。 张先生的第二句话是否正确暂且不说。这里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这前一句本应得到公认的话，今天听起来会是那么刺耳，众人们更是深深的感觉到它是错误的。这就是抽象真理与具体真理的区别。一些命题在特定的范围内，在命题得以成立的理想条件下，在命题赖以成立的范式基础上，是正确的合理的。超出一定的范围，离开理想的条件，从其他的角度和范式出发来评价它，就是不正确，甚至是荒谬的啦，就是牛顿定律也是如此。 何况，政治决策不是发现和证实真理，而是寻找可接受性、妥协性、共同性和可行性，寻找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下的合理性；不是如科学一般，在理想与不变的环境下，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决策需要真理性的认识，但决策意见本身不是真理，它是许多真理的有机运用。正像制造汽车的决策，需要有铁的特性规律的学说、发动机特性规律的学说、汽油特性规律的学说，及其相应的原理性认识作基础，具体的制造方针与实践不能无视这些真理，但是，制造汽车的具体决策与方针，从来不是从这其中任何一个原理逻辑的推论出来的一样；有关社会这一复杂系统的改革决策，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依靠哪一个抽象的学科理论及其原理能够做出的，甚至也不是依靠哪一组真理可以做出推论的。政治学的真理、经济学的真理、生态学的真理、伦理学的真理、甚至心理学的真理，都必须尊重和考虑，都必须为了同一个目的——社会系统整体合理有效的运行——而加以综合运用，它同制造汽车的决策与实践，需要综合运用物理学原理、化学原理、力学原理、几何学乃至美学原理的道理是一致的。 政治决策是关于公共事物的决策，是牵扯到千千万万人利益的决策。由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范围广泛的公共事物，是难以做到合理科学的，更难以避免错误与荒谬的决策。因为个人和少数人的认识有四大局限难以克服。它们是：一、价值观的局限（有的人信奉集体主义，有的人则信奉个人主义，有的人追求浪漫主义，有的人则追求实用主义，有的人坚持经济主义，有的人则坚持生态主义，有的人持有效率第一的价值观，有的人则信仰公平至上的价值观，对同一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看法截然不同。比如，对于“是否应投巨资探索外星人”这样的决策，浪漫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肯定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相关决策如果只采用持有某一种价值观的人的意见，难免呈现出片面性）。二、知识经验的局限（有的人有丰富的经济学知识，有的人则拥有高深的原子物理学知识，有的人精通熟悉企业管理，有的人则具有长时间从事战争工作的经验。在决策活动中，倘若让经济学家就原子弹的制造使用发表意见，进行决策，难免不出笑话和问题）。三、特殊地位与利益的局限（每个人均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看问题想问题，都有自己特定的角度，特殊的利益局限。对于一个企业应怎样改制的问题，经理的看法与一线职工的看法必定不同；对于应否限制房价这样的决策，房地产商与消费者的意见可能就是相互对立的。相关决策如果只听从某一类人的意见，只允许某一方面的人士参与，决策的结果自然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四、信息收集与感知的局限（茅屋里的人同皇宫里的人的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想法所以大不相同，除了地位和利益的影响之外，还有了解和接触到的信息不同这一因素。囚徒对狱卒权力可能造成危害的认识，所以会比典狱长的认识更深刻更准确，重要的原因是：囚徒拥有狱卒权力使用与危害的较为全面的信息，较为深刻的感受）。 要克服个人或少数人认识上的局限性，减少公共决策上的片面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共事物集体决策，或者由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到决策。我们党实行的是集体决策的制度，如果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遵守，毛主席在经济事务决策上的理想主义价值观与陈云、邓小平、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现实主义价值观相互包容、相互中和，整合为一，相信50年代末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工作决策，就会更少左的东西与脱离实际的东西。大跃进这样的决策就不会做出，即使做出了也会得到及时的纠正。毛主席在军事指挥上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则拥有丰富的经济管理与经济理论方面的知识，假若他们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主张，能够平等提出，一同接受人们的评价与选择，在经济决策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可能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如此，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教条的僵化的经济管理模式、生产关系模式，就不会延续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因为特殊的地位与维护自身权威的需要，不能够对自己倡导的大跃进政策及其评价持客观的态度，而没有这一特殊利益与地位局限的其他领导同志、基层干部、普通百姓，对这一政策的评价与认识，将会更加客观更加公允。如果让更广泛的人士（如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各级中高层干部、广大基层干部乃至普通百姓）参与大跃进政策的讨论与取舍，实际的结果就会比历史事实好得多。再如果，将许多具体事物的决策权，交由那些最能够掌握决策需要的信息，直接承担决策带来的后果的人与人群，比如将人们读什么样的书看什么样的电影的决策权，交给观众，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对象这样的事物决策权，交给青年人自己，而不是交给家长，这样做带来的决策效果会合理的多。因为，对于应该看什么样的电影，找什么样的女朋友，这样的事物而言，家长掌握的子女想法感受、知识经验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信息，比起子女自己来要少很多，因而由家长决策这类事物，难免乱点鸳鸯谱。 与“正确的观点是不用投票的”这一抽象片面真理相一致，张教授的“改革中干部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命题，也是一个抽象片面真理。在社会地位、行政权威、职务待遇、经济收入等许多方面，现在干部的情况相对于改革前确实大大下降了。过去干部说一不二，权力范围广泛，连下属外出旅行甚至谈恋爱都要由干部批准；过去干部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只要不犯大错误，铁饭碗可以一直端到退休；过去干部享受等级待遇，许多待遇和享受是不担任干部的人永远无法获得的；过去干部受人尊敬，其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是在人群中都是最高的。如今这一切去如黄鹤。时下许多东西由货币说了算，干部比起商人、私营业主在收入上毫不占优。日常交往中，想摆出与自己身份地位相适应的派头，都因为收入的不济而不得不作罢。但张教授毕竟是学者，它研究的是理想的无外在作用无利益摩擦的干部实体，不是现实的有着各种各样差别和实际情况的具体的干部；他说的是孔繁生焦裕禄式的干部目前面临的窘境。的确，做一个理想化的干部，是会成为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一族的。许多有为之士弃官不作、辞官下海，说明这一问题的并非子虚乌有。 但是，抽象片面真理要成为具体条件具体环境下的真理，需要考虑许多实际的约束条件与影响因素。举个半真半假的例子，虽然1+1=2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但人们对于男女大学生合租一间宿舍的事情，还是议论纷纷、颇多非议。道学家们更是义愤填膺，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家长则忧心忡忡苦不堪言：这怎么能行，简直开玩笑。这时如果经济学家出来说：“一间宿舍租金400元，男女生合租，一人负担200元，这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且男女生各有特长，生活上可以互相帮助，你挑水来我做饭，属帕雷托佳境。数学家更是坚定的说道：1+1=2，400除以2等于200，2=2，200=200，从数学的角度出发，男女合租与同性合租没有本质的区别。问题就是这么简单，这个真理是不用投票的。然而，此问题引起轩然大波，各方人士纷纷提出不同意见：生物学家说，“1+1”在这里至少等于3，最多等于5；伦理学家说，“1+1”在这里可能等于无数意想不到的结果，后果不堪设想；家长则认为，这样相加，我们辛辛苦苦十几年的心血就将付之东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将会等于零。而且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数学问题，政府和学校一定要干预此事！普通人的观点与家长相同：数学家在胡扯淡，经济学家说的也不对，这里怎么能算经济帐呢？ 那么，在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上，究竟谁是谁非，谁说的是真理呢？在下的观点是，普通人的常识和家长的感觉是真理。经济学家的乐观意见，数学家的严格论证，伦理学家或者说道学家的无限想象，都是不正确的。 总而言之，公共事物决策的合理性，需要集体决策或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来保证。集体决策，实际就是牵涉到人民利益的事让人民群众说话，实际就是走群众路线。集体决策的过程，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经济主义与生态主义、道德主义与科学主义、效率至上的价值观与公平至上的价值观等，信念与价值相互影响相互整合的过程；也是集中政治学家的智慧、经济学家的智慧、伦理学家的智慧乃至心理学家的智慧，综合运用政治学真理、经济学真理、伦理学真理、心理学真理等不同真理的过程；集体决策的过程，还是茅屋里的人与皇宫里的人的不同想法要求相互碰撞，使公共决策既反映穷人的利益与诉求，也反映富人的利益与诉求，既体现经济学家企业家的意志与愿望，也体现普通市民基层干部下岗工人的意志与愿望，最终使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公开博奕形成共识的过程；最后，集体决策，也是充分考虑信息收集的可能与成本，尽可能将社会事务的决策权交由那些有条件获得决策所必需的信息的人或组织，交给那些直接承担决策后果的人或者人群的决策。 正像应该把种什么、怎么种、以什么样的组织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的决策权力交给农民自己，而不是交给领导和理论家一样；对一个企业的具体转制过程应怎样进行，老职工的安置补偿应采取怎样的方法，哪些人应该留用，哪些人应该分流，什么人具有购买股权的资格，这些具体的改革事物的决策权，应该在基本的原则确定之后，由所属企业的职工干部、企业所在地的市民学者行使。而不应该由远在天边的经济学家和领导干部决策，因为他们缺乏实施这类决策所必须的信息，更缺少切身的利益与感受。由他们决定这些具体的改革事物，难免不出纰漏，难保不乱点鸳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