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昨天从新浪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有权威部门透露中央正考虑将深圳经济特区由现行四区扩大到全市六区范围，届时特区面积将由目前的395.81平方公里骤增至1952.84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中央也在组织有关部门加紧对各研究机构调研报告的进一步分析及整合和深圳特区“扩版”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中央此举似乎在回应去年海内外主流媒体普遍把深圳嘲讽为“21世纪没落的贵族”，惊呼深圳正在向平民化风格回归，让深圳原原本本地把真实的面目还原成现代化的“小渔村”，脱下历史的神圣外衣。有种种迹象表明，深圳的当家人对媒体的这种暗示表示极大的担忧，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与中央领导层进行频繁接触及沟通，努力争取中央政府的有力扶持和良好的舆论导向。在此之前，曾有一篇名为《深圳，你将被谁抛弃》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上至深圳高层官员，下到街头百姓无不对此文的担忧表示认同并好评如潮。在深圳当地产生过轰动一时的“悲情效应”，真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悲情开”的壮观之感。另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深圳“扩版”冲动在深圳的最高决策层中蓄谋已久，决策层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乘势推进“扩版”战略的展开，这样说来深圳“扩版”是发展的必然。但仔细想来，这篇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深圳，你将被谁抛弃》莫非是深圳的最高决策层有意向全国人民抛下深圳未来“扩版”的绝妙诱饵么？先利用舆论制造人们对深圳未来发展的担忧，然后巧妙地从悲情人民的担忧中实现深圳“扩版”的战略吗？果真这样的话，那深圳“扩版”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发展难题呢？
众所周知，深圳的发展外衣披上了隆重的传奇色彩，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渔村一跃成为全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这种惊天的成就源于我们伟大的总设计师邓公的大手笔。不过，如今繁华的深圳面临新的发展挑战和危机，也是考验中国发展拐点的一个重要时期。历史的发展的确耐人寻味，26年前的深圳在邓公的钦点下以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证明了经济特区的优势和特点，深圳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今天的深圳在区域一体化、政策治理向市场治理转型、区位优势趋减、产业大规模迁移、劳动力成本抬升、土地资源紧张等情况下凸显发展瓶颈。在面临如此众多发展难题的关键时刻，深圳的决策层高调“扩版”实为无奈之举。 曾经的深圳把自身的区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充分利用毗邻香港的特殊位置，只要用低成本就能很好地吸收香港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大量承接香港产业升级后转移过来的低级产业集群，同时又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丰富廉价劳动力再加上中央政府的特殊扶持政策，深圳在全国其他同步进行经济发展的城市中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充分必要发展条件。中央政府愿意花费巨额代价来扶持深圳的快速崛起，是基于国家战略的发展需要，一方面需要把深圳打造成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标本性发展模式，有利于向全国推广发展经验，减少保守派维护计划经济的系统惯性；另一方面让深圳成为迎接香港回归的政治桥梁，通过这个平台减少中英两国的分歧，达成香港回归的政治共识。事实证明，中央政府的国家战略的运用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深圳经济特区的试点成功并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香港的顺利回归是中央政府制定国家战略实行后的智慧结晶。随着香港顺利回归后的时间推移，深圳在中央的国家政治位置逐步削弱，中央政府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来推动新一轮的发展潮。由于首都北京具有绝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垄断地位，任何城市都无法和北京比拟，中央政府无须担忧北京的发展前景。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地从深圳身上的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个大城市---上海---曾经一度被中央冷落过的上海又重新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中央政府重新亲睐上海同样是出于国家战略的发展需要。紧挨上海的江浙一带，民营企业非常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而上海的外资企业非常之多，上海政府提供给外资企业的优惠措施和发展环境较好，有利于外资企业在上海的长期投资，但是外资企业对这种政策治理结构下的市场环境形成了很强的依赖性，一旦上海政府宣布取消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措施以及政府不去刻意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而要完全交给市场通过市场治理来代替政策治理纠正企业的不良发展或投资结构的话，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外资撤退和企业纷纷迁移的后果。外资企业不仅仅看中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也看中地方政府给予各种各样的优惠措施。尽管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地方政府的优惠措施带来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中国市场上非市场性行为或环节增加的成本，这也是众多外资企业非常乐意前往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投资办厂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还有促进欧美发达国家在中国大量投资办厂的其他因素，这里就不详细展开叙述。中央政府希望利用上海的天然优势和政策导向整合江浙圈的经济资源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区域，学习江浙民营企业市场化运作的管理经验和民间资本的投资组合的技术操作，减少对外资企业的依赖，增加民营企业的活力，真正实现政策治理向市场治理转型的大区域发展模式，从而有力地影响全国的市场化程度提高。这也是中央政府需要上海和江浙联姻共同发展的战略考虑，而今天的深圳同样遇到了上海的发展困境，深圳需要摆脱对外资企业和香港的依赖，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深圳比上海更加严峻的问题在于香港经济的发展波动对深圳影响甚大，曾有一度，香港的经济发展比较疲软，深圳经济发展速度马上就缓慢下来，导致好多跨国企业纷纷把公司总部迁往上海等地，原因是深圳经济发展速度一下降，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这种经济波动受香港经济的发展好坏干扰很大不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同时由于深圳是新兴城市，以前没有大量的企业，落户在深圳的新企业无法在本地模仿前企业的经验和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也就是说企业在深圳没有这样的模仿条件，缺乏这样的模仿条件同样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而上海是天生的商业重镇，新跟进的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前面的企业的经验和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减少成本，无形中就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了。在现实的发展困境中，深圳面临新的发展模式的选择和政策治理向市场治理转型的挑战。深圳“扩版”意在整合资源，打破经济特区的二元分割的发展现象，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增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减轻对香港的依赖。 问题在于，深圳发展的“后发优势”在哪里？此前的深圳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便利和区位优势壮大了自己，如今这样的优势对未来的发展影响式微，广州、东莞、佛山、惠州等地的“后发优势”大有比深圳呈现后来者居上之势。深圳还能成为广东乃至华南地区的经济巨人是个未知的谜，同样深圳还能成为傲视群雄的中国经济之虎不被上海夺去巨无霸的经济话语权仍然是个值得考验的问题。 深圳“扩版”其深刻的意义在于经济地位的延伸和城市附加值的增加，并不是深圳特区版图的机械性和物理性扩大。在深圳，我们好象看到一个旧时代的贵族能否在新的时代发展过程中扮演新的贵族角色的世纪舞台大戏。一场大戏正悄悄地在深圳的各个角落里拉开了帷幕。
深圳“扩版”冲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