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西结合的误区 孙津 开放以来，我们追赶的对象、考虑问题的参照都是西方。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不仅“落后就要挨打”的警醒就是针对西方而发的，而且“中国特色”也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自觉性。但是，追赶和考虑问题都是对象性的事情，中国要做的毕竟还是自己的事，于是就说中西方结合，就说相互借鉴，以及就说什么东西要有自己的特色、或者使之民族化。 上述情况已经成了改革开放的正常规则和心态，但是我总认为，这些做法如果是合理的、有效的，至少需要两个基本前提，即事物本身的同一性和价值选择的可取性。所谓同一性，在此是指拿来结合的事物具有同一的存在性质。虽然不同民族、社会、国家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的种种文明可以在“好”、“有效”、“合理”以及“进步”等意义上相互交流和借鉴，但是这样做的现实可能在于，得以交流和借鉴的东西必然具有某种性质上的一致，才可能结合出更好的结果。比如，提高行政效率有许多好办法，可以相互借鉴；但是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可以在尊重和创制政治文明的意义上去看待西方的多党制，却不能去搞什么借鉴、结合，因为这两种制度在存在性质上没有同一性。所谓可取性，是指从价值观来讲，由不同事物或做法的结合所产生或体现的结果是值得选择的。比如，不管多么绿色、有机、环保、健康，把现代化养猪场的“科学技术”和各种快餐店的“时尚效率”结合起来就是不可取的。 然而，现在许多中西方结合的观念和做法恰恰就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下面通过一些实例，从性质、形式以及文化心态等层面来讨论这种“结合”的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当然，每个实例都包含性质、形式、文化心态等多个层面，分开来讨论只是为了方便和清楚。 首先是性质，也即某一事物本体意义上的存在规定。先来看一个科学实例，即所谓中西医结合。由于是科学，人们便认为其交流、借鉴乃至结合应该都不成问题。不过仔细想来，科学的规定性最明确，如果有什么东西要结合了，要求也最严格。在我看来，中医和西医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科学活动，简单说来，叫做中医为医、西医为术。所谓医，就是对具有宇宙性质的自组织生命系统的调节；所谓术，就是对自然性生命系统的部分进行修复的办法。这样讲并不等于中医不做“修复”的事、西医不做“调节”的事，而是指两者的存在性质有不同的规定性，因此其方法、功效以及目的都不同，西医的“术”并不旨在解决中医的“医”的问题。 正是在“术”的意义上，中西医可以、而且也正在进行交流和借鉴。这方面最普遍的情况就是，中医的医生第一件事往往也是叫病人去做各种化验。但是这和中西医的“结合”毫无关系，因为它们只是外在于中医性质的辅助方法，除非这些中医医生或者为了偷懒（当然也有为了赚钱的），或者根本不能算中医医生。这样讲的道理很简单：中医要求知道在患者那里，某种包括身体、自然、精神甚至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宇宙”系统出了什么毛病，医生可以采用和借鉴包括西医在内的各种方法，但是如果这些方法和中医的性质无关（更不要说相悖），“结合”就无从谈起。事实上，现在也不存在一种结合了中医和西医的医学。比如，西医现在已经不再一般地反对中医所讲的“气”、“经络”了，但如果这些东西“看”不见，在西医仍然不能算是一种存在。其实，这恰恰是“宇宙”和“自然”的不同性质。“气”和“经络”是宇宙性的存在，好比三根筷子并在一起，它们相接触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空隙，当西医用“科学”（比如说解剖学）方式把三根筷子分开时，得到的当然只能是自然性的空气和木头（或者竹子），“气”和“经络”都不见了。 如果说科学比较客观，那么艺术就更多主观性，更容易搞结合。但是，性质上的“结合”误区在艺术方面同样有突出的体现，比如“油画的民族化”、“中国画与西画的结合”等等。其实，这里讲的也只是艺术形式、方法、材料，哪怕再加上样式和趣味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借鉴，如果说存在性质上的结合，简直就是胡扯。这里的道理和中西医的区别差不多，简单说来，中国画那种自成和再创“意境”的性质在西画中从来就不曾有过。事实上，存在性质的变化是各种形式能否“结合”的制约或极限，科学如此，艺术如此，其他任何事情也都如此。 现在来谈形式。一般说来，人类行为或者文明活动中形式上的结合最为普遍，似乎已成了正常状态。但是，不仅形式的结合要受性质制约，而且只有生成另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才是对这种结合的确证。大家都认同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发展”的定性才是发展形式的结合制约和依据，然而正是在这里，中西结合也明显走入了一大误区，叫做“接轨”。 关于什么叫发展，现在有很多讨论，似乎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自觉性，而且还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共识。然而为什么要“接轨”呢？据说，发展就要走出去，就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而国际市场是有规矩的，所以守规矩就要接轨。这话听起来并不错，但是，接轨显然是一方遵从另一方，没有结合可谈。如果说这里讲的是形式上的结合，那么它不仅受发展性质的制约（比如“人权”标准就无法接轨）；而且必须使结合本身成为另一种规则。很显然，这种新规则在性质和形式上都不具有一方“接”另一方“轨”的关系。 当然，我并不是说现在只是在这种消极意义上简单地运作接轨，但潜在的心理却是以西方为进步、为文明、为发展标准。尽管讲中国特色，也认识到要有科学发展观，还要构建和谐社会，但是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上的中西方“结合”其实是出于现代化的迫不得已。现代化就是世界范围穷国追赶富国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所有国家都充分现代化了，不同的只是贫富序列中的水平差距。因此，出现“接轨”的说法和做法原本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它们与“结合”无关，即使是形式上的结合，也应该是一种创制，比如“建立国际新秩序”之类。然而不行，无论有什么新秩序，也不管人们是否已经认识到零增长是最好的生存状态，总之都要竞争、都要追赶，也都只能把这些叫做发展。中国也是一样，不仅要加入世贸，而且还要跟着反恐。这里并不涉及加入世贸和反恐本身对不对、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提醒不要把接轨当成（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合。 最后来谈一下文化心态，也就是价值观的选择问题。其实，上面讲的性质和形式都有明显的选择问题，比如，中医和西医在要什么样的健康方面有不同的原则；各国的发展也有一个轻重缓急、甚至阶段权宜的选择问题。不过，文化心态显然最能够体现价值选择，因为作为有价值而得到选择的东西才成其为文化。 对此，最恰当的实例是说话，因为它是文化最一般的表现形态。在这方面，中西方的结合似乎最有现实性，因为无论思想、观念、学术，还是行为、规范、标准，和西方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绝的突出话语。但是，也恰恰是在这里，结合的误区体现为一幅可悲的图景，即民族精神的软弱化和贫乏化。这个问题我在《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见《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有过专论，这里只是以此为例来简要说明中西方结合中的价值失范或者说价值取向的误导。 民族自尊是一种情感意义上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所以民族自尊的软弱化就是对这种自尊的不关心、无所谓。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意思并不在于“精神”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而在于一种昂扬振奋的状态。从民族国家的现实和情感凝聚的维系来讲，保持有精神的状态首先是一种自尊心，而对本民族语言的维护和自豪，是这种自尊最一般的文化形态。但是，现在时尚的语言（其实应该叫言语）恰恰是用一种软弱化的方式来消解民族自尊。语言的交流、包括外来语的引用都可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交流和借鉴，然而引用什么、以什么为时尚，却反映了对待民族自尊的文化心态。这方面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把西文（其实就是英语）的时态乱用在中国话里。比如，现在已经很习惯说“明天将会有雨”这样的话，其实中国话并没有时态，“将”和“会”有明确的语义区别，而且连在一起说根本就是不通的。甚至干脆乱用译音，比如用英里的发音“迈”来表示公里，殊不知一英里比1.6公里还多。最明显的精神软弱化是模仿港台的词汇和发音，以达到一种娘娘腔的效果（这方面以电影、电视的表现为最，而且还要加上搔首弄姿）。比如，只在一种中性化的情调上使用“应该”这个词，根本排除了这个词所具有的判断、祈使以及指令等含义区别；又比如到处都用“可以”（“不可以”）来代替“能够”（“不能够”）、“必须”（“不必”）以及规范要求意义上的“应该”（“不应该”）等词汇。在这些语言的“结合”中，民族精神软弱化的真实用意是为了回避词汇和语气所可能具有的道德判断、价值取向以及责任义务等含义。其实，模仿港台，一方面是无法直接讲西语，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以为这样很文明、很温文尔雅，因此是一种价值取向的选择。
至于语言的贫乏化，既是民族精神软弱化的结果，也是造成这种软弱化的故意手段。乱用西文语法和时态、模仿港台语汇和说话，已经造成了字词、语法、语义和语用上的大量错误，而语言贫乏化更是对民族自尊和精神振奋的刻意蔑视，因为语言不仅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其情感表达的丰富形式。但是，语言的贫乏化偏偏挑出一些含义化简的词到处乱用，似乎是在欣赏一种自阉的快感。比如，用“透过”替代了“经过”、“通过”、“穿过”等词的含义区别；用“好”包揽了“很”、“非常”、“十分”等词的比较层次；用“开心”封杀了“高兴”、“快乐”、“愉快”等词的情感差异；用“打造”排挤了“营造”、“建设”、“创立”、“构筑”等词的语用针对；用“举措”模糊了“措施”、“方式”、“方法”、“途径”等词的政策界限；等等。之所以说语言的贫乏化是一种文化自阉心态，在于搞贫乏化的人并不是要把词汇的数量减少，恰恰相反，不仅弄出了一大堆中西不是、文理不通的字词和语法，还把许多流于粗俗的俚语黑话当成时髦，比如“肌肤”、“关爱”、“资讯”、“最爱”、“疗伤”、“管道”等等。 事实上，语言从来就存在相互借鉴的现象，但其本性却是排斥结合的。比如“干部”、“组织”这些外来词汇不仅很准确管用，而且已充分中国化了，因此使用起来不存在什么“结合”的问题。又比如，出于非语言原因的外来词汇在这个原因不需要时就可能被废止，比如“洋火”改成了“火柴”、“开司米”改成了“羊毛衫”，等等。显然，上述软弱化和贫乏化都不是这种情况，而是价值观的选择，“结合”（不管是中西还是港台）不过是消费时代的一种盲目心态，或者干脆就是掩饰无知和堕落的一种借口。 原载于《粤海风》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