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治理奢华铺张还要靠完善财政体制



     日前,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通知出来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反对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首先,倡导节俭事关“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有了一定的财力,国民的生活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但不同社会阶层贫富不一,地区间也存在巨大差异,许多同民生有关的事情,因为缺少资金,一时得不到落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搞奢华活动,只会使政府官员更加脱离群众,产生不良社会效应。2006年,有国家级贫困县举办文化旅游节,明星演唱会却强拉学生来凑数,还让他们自己买票,一张票48元,是农村学生两个星期的生活费。如此演唱会,长不了贫困县的面子,只会让政府失了民心,得不偿失。

  其次,倡导节俭才能使晚会更注重“丰富思想内涵、引领价值追求、增强文化底蕴”。近年来带有公共活动性质的各种文化活动存在一种不良倾向,就是以烧钱相攀比,过度讲究排场,追求视觉效果,布置美轮美奂,演员群星璀璨,但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却相形见绌,晚会完全靠演员名气,而不是节目出彩,最后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

 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治理奢华铺张还要靠完善财政体制
  最后,提倡节俭事关财政资金的规范使用。通知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党政机关举办文艺晚会”,并要求“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财政有纪律,公款不能用于不该用的地方。在财政收入增速趋于下降,而民生改善支出趋于增加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这三条中,最关键的是第三条,它在政府与市场、公款与私产之间画了一条界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已经部分实现了产业化,面向消费者的文化活动可以俭办,也可以奢办,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仅从门票价格来说,看一场“皇马俱乐部”的球赛或者一场国外著名乐团的音乐会,同样所费不赀。

  然而,当晚会等活动需要使用公共财政的时候,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买单者不是个人,而是政府或国有企事业单位,钱不来自官员或高管自己的钱包,而来自纳税人。公共资金必须用于公共目的,用于尽可能多的民众的共同福利,而不能用于官员的个人享受或政府的一时形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因为不是个人买单,一些官办晚会在奢华靡费上更加夸张,在追星烧钱上更没有分寸,在文化品味上更没有底线。

  问题在于,要管好第三条并不容易。事实上,类似“不得铺张浪费”的要求几乎同群众路线本身一样历史悠久,专门的文件也一出再出,为什么其效果只能维持一段时间,难以长久保持?原因很简单,如果管不住公共财政怎么用,就不可能管住财政不用来举办“豪华晚会”。时至今日,各级政府的收入来源相当“多样化”,而支出中已被纳入制度化管理的只有“一般预算”一个渠道,况且这个需要提请人大批准的资金用途,也只是一个“大类”,缺少细目,因此,政府几乎可以不受制约地动用财政资金于任何用途。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党政机关不举办“豪华晚会”,只能靠三令五申来警钟长鸣,从楼堂馆所到豪华晚会,无不如此。

  所以,要真正让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蔚然成风,持之以恒,最终还得通过健全民主法治,完善财政制度,建立对政府收支的严格约束和有效规范,让官员得不到批准就没有钱可以拿来办晚会,到那时,官办活动的奢华铺张或许才会不再见之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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