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市场起源问题的一个超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分工产生于交换，交换是人的本能。但对交换何以产生的问题，斯密并没有给出深入的解答。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整合方式的交换的起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世界里是得不到合理解释的。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交换是交换的起点形式。随着人的社会交换关系的向外扩展，随着经济理性的发展，经济交换在共同体的尽头产生。“库拉交换”为我们理解理性的发展和交换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解释力的范例。对交换起源问题的分析说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视野的狭隘，理解现实而具体的经济现象需要超越经济学的视野。
[关键词]社会交换 经济交换 理性库拉交换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交换被抽象为理性经济人实现效用或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被等同于实现瓦尔拉斯配置的一种途径，交换问题被简化为边际替换率问题（罗伯特.B.威尔逊，1996：219—223）。现代经济学研究交换的资源配置功能但却排斥对交换本身的研究，交换不过是供求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下的均衡。至于交换作为人类行为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则被作为一个黑箱简单化处理了。这种理解抽象了交换所具有的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伦理的内涵，使对交换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理解成为不可能。当然，新古典经济学的主题是在一个纯粹的理想世界里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交换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不成为其关注的对象。对交换问题的简单化和形式化处置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的一个缩影，对交换起源问题的忽视同时构成新古典经济学丧失解释力的一个表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交换起源问题需要“超越”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其实，在古典经济学的那里，人类经济行为被理解为融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和伦理背景的特殊行为，经济关系被理解为经济制度的重要构成环节，交换被理解为整合社会关系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超越”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向古典经济学的回归。
一．问题的提出：斯密和戈森的交换起源思想
市场或交换问题是斯密经济学的核心。在斯密看来，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探讨 “富国裕民”的实现途径（亚当.斯密，1972（下）：1）。国民财富增长的关键之一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分工的发展。作为一种劳动组合手段，斯密将分工理解为交换的一种现实形式。斯密所探究的“富国裕民”的实现途径，就是建立类似牛顿的“和谐的自然秩序”的“和谐的社会秩序”（斯皮格尔，1999（上）：191）。这一秩序就是自由的市场秩序，或者说是基于人类本性的交换秩序。在斯密那里，“市场不仅仅是一种利用自由定价体系进行资源配置的模式，而是一种社会组织机制加上一种经济调节机制”（罗桑瓦隆，2004：79），同时，交换不仅仅是基于稀缺性和效用差异而发生的权力转移行为，更是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整合方式。
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上，斯密之前的一般理解是，分工产生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机。分工的结果造成了作为生产者的个人的供给的单一性与作为消费者的个人的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交换于是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而出现。在柏拉图那里，甚至从交换产生于分工来理解城邦或国家的起源（柏拉图，1986：58）。斯密同样把国家理解为自由交换的场所（罗桑瓦隆，2004：78），但他真正的创见在于，不是分工产生交换，而是交换产生分工。“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亚当.斯密，1972(上)：10—11）分工不是人类理性设计的结果，分工产生于人类的交换本能，而且，这种交换本能是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扩大及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的提高而逐渐形成的。将分工的产生从人类理性设计中排斥出去，对斯密构建自由市场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既然推动分工产生的交换源自人的本能，那么，社会经济秩序的构建也同样可以诉诸人的本能。斯密关于分工产生于交换的思想是他构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从而是他探索和建立牛顿式“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关键。斯密对传统分工与交换思想的反叛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只要把交换看做一种劳动分工的结果，这种思想最终依然停留于非常接近中世纪社会的思想。社会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组织，在这个组织内部，各种角色和职能从一开始就分配完成了，劳动分工成为社会的基本现实。”（罗桑瓦隆，2004：85）
进一步的问题是，分工产生于交换，那么，交换何以产生？为什么说交换是人的本能？斯密似乎并不准备回答这一问题，他说，“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亚当.斯密，1972（上）：11）分工产生于交换，交换产生于人的本能，斯密对分工与交换关系的阐述就此嘎然而止。从研究和写作的角度看，斯密放弃对人类交换本能的进一步探讨是可以理解的。斯密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自由市场体系的建立及其运转，强调分工的作用，进而将分工的原因归结为交换，实际上是为了凸显自由市场秩序对“富国裕民”的意义；在揭示了分工的作用及其与市场的关系后转入对市场运行的阐述，可以避免冲淡主题。但是，缺少对交换起源的更深入的分析，毕竟使得斯密的交换和分工理论显得不够完善。在“分工决定交换”的理论中，可以将分工何以产生的问题归结为“人的天赋差异”，在“交换决定分工”的理论中，也需要对交换产生的原因作出解说。
斯密之后，边际学派的先驱者、德国数学家、经济学家戈森对市场起源问题作出了新古典经济学式的解答。戈森认为，人们的一切经济行为，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生活享受。在人们占有的消费品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生活享受即增加所消费物品的总效用的关键在于提高其单位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假如有消费者A和B，分别占有各一定数量的商品X和Y。而且，A所占有的X和B所占有的Y同样对对方具有效用。在没有交换的情况下，由于边际效用递减，A和B都面临消费单一商品的边际效用迅速递减和总效用较低的问题。如果A和B之间相互交换，每个人用对自己效用较小的物品单位向对方交换对自己效用较大而对对方效用较小的物品单位，其结果是提高了消费品的边际效用而增加了双方的效用，从而增加总效用。所以戈森断言；“价值的增长只是通过交换并且仅仅是通过交换而产生的。”（戈森，1997：92）正是由于交换不仅能使人们的多样化需要得到满足，而且能够创造“价值”，即产生交易剩余，于是推动了分工的发展。“由于确定无疑地发现他周围的人倾向于这样一种交换，也就有可能使个人在共同生活中只限于制造一定物品的一定数量。”（戈森，1997：97－98）
戈森的解释为理解交换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路。由于戈森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开创性贡献，而且，戈森对交换起源问题进行了符合新古典精神的深入的形式化工作，因此，以“交易剩余”理解交换的产生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但是，戈森的理论显然不是对斯密意义上的交换起源问题的真正解答。戈森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抽象掉社会经济运行的现实背景，借助于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抽象把握，在一个“纯粹经济学”的理想空间构建形式化的模型。而对斯密来说，经济学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在于抽象的理想王国中，而是产生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中，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也只能基于历史和现实，经济生活只能是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并不存在一个抽象了社会关系的“纯粹经济学世界”。斯密意义上的市场不是一个买卖双方基于对效用的不同评价的拍卖场所，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和协调机制；斯密意义上的交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创造”交易剩余的“价值”形成过程，而是一个联结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人的价值从而物的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解亚当.斯密，理解亚当.斯密关于交换起源的思想，必须回到亚当.斯密的传统：经济不是一个单纯的资源配置过程，而是内在于整个社会运动中的特殊社会过程。
二.交换、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
虽然斯密放弃了对交换产生于人的本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但他将交换理解为社会关系整合及经济组织方式的思想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如果说交换是人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显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交换毕竟是一种社会关系或社会行为，应该而且可能从人类社会行为的发展中找到其合理逻辑起源。
人作为人，首先是一种社会存在。一方面，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是人从非人到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社会性还是人成其为人的充分条件。“人的社会性的存在和发展，首先表现在人的群体性生存中。”（陈庆德，2001：3）人的社会性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交换在人从孤立的“原子式”存在向社会的有机存在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整合手段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一般的意义上，交换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即两方和两方以上的人在遵循各类规则的前提下相互换取为他人所拥有的各种形式的所有物。或者如韦伯所说，“可以将交换最广义地定义为：任何一种以形式上自愿的协定为基础，而提供任何一种现实的、持续的、当前的或未来的效用，以换取某种相对报酬的行动。”（马克斯.韦伯，2004：17）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整合方式，交换的最初形式是社会交换。社会交换首先具有社会性或群体性的特征，“不是个体而是群体之间互设义务、互相交换和互定契约”（马塞尔.莫斯，2002：7）；社会交换往往有着广阔的交易范围，成为对象的不一定具有经济效用，“它们所交换的，并不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它们首先要交流的是礼节、宴会、仪式、军事、妇女、儿童、舞蹈、节日和集市。”（马塞尔.莫斯，2002：7）根据马凌诺斯基的研究，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各个家庭同样生产甘薯，但又不食用自己生产的甘薯。自己食用甘薯由妻子的兄弟提供，而其生产的甘薯则送给其姐妹（马凌诺斯基，2002）。显然，这里的交换所具有的不是经济属性而是社会属性。社会交换的功能主要是形成一个稳定的有利于行为者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而且，人一旦建立并进入社会交换网络，人的社会性必然得到相应的发展。如萨林斯所说，“实物流动和人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是相互的。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可以界定物品的既定运动，但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也同样能促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朋友创造出礼物，那么礼物也创造了朋友。”（萨林斯，1972：186）经济计算不成为交易者主要考虑的原则，甚至，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交换排斥经济计算。如帕森斯所指出的，特别是原始社会，极大部分具有经济意涵的交换形式上是出之以礼物的交换；回赠价值相当的礼物，毋宁是一种义务，然而纯粹经济理性的交换特质，换言之，讨价还价，不止不得而见，并且特别是被禁止的。（马克斯.韦伯，2004：15）作为人类的理性选择，社会交换实际上并不排斥经济效用，比如，通过赠礼或受礼形成稳定的交易关系；通过相互帮工应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力非均衡使用带来的劳动力调节困难；通过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应对自然的、政治的及市场的风险（阎云翔，2000：86—93）。在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行为的研究中，农民在家庭之外通过社会交换建立起一整套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和社会危机期间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詹姆斯.C.斯科特，2001）。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交换的基本动机，无论是通过馈赠或宴请炫耀地位或财富，或者通过施恩或受恩建立等级式关系网络，甚至是通过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其他经济目的，理性的经济计算是被排除在外的。在阎云翔对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研究中，“尽管帮工花费可观，它仍是社会所接受的办事途径。”因为，“能从亲友处寻求帮助时，雇佣外来工是不得体、不可思议的。……一个人雇人去干那些传统上是无偿帮忙的活儿是很尴尬的，因为那是在向世人表明，他在村里没有面子，他的关系几近于零。”（阎云翔，2000：86）
经济交换可以理解为行为主体基于理性计算相互让渡所有权的行为。与社会交换不同，经济交换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即使在复杂的交换网络中，行为者也是作为网络的一个结点与其他结点发生联系。由于一切经济交换最终可以分解为个体行为，这也使经济交换的计算性成为可能。相对而言，由于经济交换的计算性要求，其范围受到限制。成为经济交换对象的主要是以商品或服务形式存在的具有经济效用的东西。尽管社会交换也以互惠为原则，但这种互惠不是及时性而是延时性的。经济交换本质上一种互惠行为，如戈森所谓相互提供交易剩余，但这种互惠不仅要求即时，而且要求严格的等价。也就是要求严格的理性计算。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交换具有韦伯所谓“经济行动”的性质，即“主观上以及首要以经济为考虑的行动——所谓主观意识，完全取决于行动者相信经济打算的必要性。”（马克斯.韦伯，2004：4）
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分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占主导地位的两种社会关系整合方式。社会交换是人类交换的起点。人类正是借助于社会交换，通过让渡自然权力才走出“霍布斯丛林”，从而使社会成为社会，并使人成为人（霍布斯，1985）。在这个意义上，是交换创造社会并创造了人。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和交往范围的向外延伸，经济交换在社会交换中逐步成长并成为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人类经济成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波兰尼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是嵌入现实而复杂的社会制度之中的，某种经济组织方式的存在，以一些承担固定功能的社会结构为前提。离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交换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关系整合方式随着人类交往的发展的结果。波兰尼将人类社会关系的整合方式概括为：互惠模式、再分配模式和交换模式。互惠作为一种社会交换形式，发生于以血缘和伙伴关系结成的共同体中，多表现为义务性的赠礼和受礼关系。这种互惠性交换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持和加固既有的社会关系。互惠要求的仅仅是交换对象的象征性价值，并不要求严格的价格对等。再分配被理解为一种“支付”与“返还”的交换系统，共同体成员按照某种规则向政治性或宗教性中心进行财物与服务的义务支付，再由权力中心依据某种原则对共同体成员进行重新分配。再分配的功能在于维持既有的等级秩序，交换的原则是权力或权威而不是理性计算。以上两种交换形式实际上是社会交换的典型模式，是整合共同体内部关系的基本形式。当社会交换超越共同体的界线，市场交换模式产生了。市场交换的典型特征在于交换主体利益的独立性及其对交换对象的理性计算（波兰尼，1957）。波兰尼的分析告诉我们，社会先于经济，社会交换先于经济交换，经济交换不过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应对需求多样化发展的产物。
至此，我们可以对斯密所谓分工产生于人的交换本能的思想作一个初步的判断：导致分工产生的人的“交换本能”应该是社会交换而不是经济交换。因为只有社会交换根植于人的基本属性即社会性。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交换是人成其为人的条件。而经济交换所要求的理性计算，则是交换本身发展的社会结果。或者说，斯密的命题涵盖的内容是，分工产生于经济交换，而经济交换最终产生于作为人的本能的社会交换。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经济交换何以在社会交换发展的基础上得以产生？
三.在共同体的尽头：理性的发展和交换[1]的产生
从波兰尼的上述研究中我们知道，社会交换实际上是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关系整合形式，而共同体之间的社会整合方式则是市场交换。不管是社会交换还是经济交换，都是人类在面临稀缺性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整合手段，社会交换依赖的是伦理、道德、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力量，如借助于血缘、姻亲、邻里、等级等结成共同体并展开共同的社会行动。这种力量我们简单称其为“非经济力量”。而经济交换依赖的是经济力量，通过价格信号，利用市场机制，使个体行为达成群体或社会的秩序。前者，指导社会交换的理性原则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非经济理性，而指导经济交换的理性原则可以界定为经济理性。
在这里，我们将共同体理解为面对外部世界竞争时具有内部利益一致性的社会群体。其具体形式可以是家共同体、氏族共同体、邻里共同体、村落共同体等。在共同体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受伦理、道德、文化等非经济力量的调节，人们的行为理性主要表现为非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马克斯.韦伯将交换分为传统或因袭的交换和经济理性取向的交换。在他看来，早期的交换主要受非经济理性的支配，“人类早期的一切食物探索行动，和动物受制于本能的食物探索行动相去不远。即使是完全有意识的行动，但奠基于宗教皈依、军事冲突、恭顺之情或类似的感情性取向的行动，在计算可能性的程度上都少有发展。‘兄弟间’（无论是亲族、行会或信仰的兄弟间），是不会讨价还价的，家族、同僚和门人之间也没有所谓计算，顶多是在紧急的情况下采取极为融通的‘配给’。”（马克斯.韦伯，2004：64—65）由于共同体内部利益的一致性，个人利益融入群体之中，激励和约束主要取决于生存、安全、权力、等级及炫耀等动机，虽然不排除经济利益的追求，但理性的经济计算不占据主导地位。正如费孝通的研究所指出的，“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费孝通，1998：74）
当交换超出共同体的界限而在不同共同体成员之间进行时，由于交易参与者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理性的经济计算成为必要和可能。在经济交换中，人们的行为关系主要受经济利益支配和调节，虽然不能排除经济交换中非经济动机甚至非自利动机的作用，但理性的经济计算必然占据主导地位。如马克思所说，商品交换要求交换参与者“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马克思‘2004：103） “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马克思，2004：107)韦伯强调，自由的经济交换只可能在不同共同体之间进行，而不可能在同一共同体的不同成员之间发生。交换只能在不同区域、不同血缘和不同部落的群体之间发生，而同一群体的成员不会存在以赢利为目的而进行的交换（马克斯.韦伯，1997）。在费孝通的研究中，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关系由于共同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渗透而发生变化时，也往往借助于外部力量来实现，“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寄籍在血缘性社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 （费孝通，1998：74）
社会整合方式从社会交换到经济交换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指导原则从非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向经济理性发展的结果。
如前所述，在共同体内部，由于成员利益的一致性，调节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是伦理、道德、文化等非经济力量。而在共同体之间则是经济力量。实际上，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包括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共同体之间成员的关系，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和社会属性，经济力量和非经济力量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阶段，两种力量由于利益结构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强度。由于客观存在的资源稀缺性，利己是人最基本的属性，所以，“对于所得的追求是一切经济行动必然的终极原动力。”（马克斯.韦伯，2004：188）即使是在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上，仍然存在经济力量的作用。同时，由于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事实，即使是在整合共同体成员之间关系的经济交换中，也存在非经济力量的作用。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差序格局”的特点，“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1998：26)如果将“差序格局”理解为以个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具有不同亲疏关系的共同体结构，则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普遍价值。从个体出发，依据亲疏关系，依次形成家共同体、氏族共同体、邻里共同体、村落共同体等。在个人社会联系向外延伸过程中，非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的指导或约束作用逐渐减弱，非经济力量的作用也依次递减。或者说，随着个人社会联系的向外延伸，边际非经济力量呈现递减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成员利益一致性的逐渐减弱，边际经济力量呈现递增趋势。相反，个体与共同体外成员关系受到经济理性的指导或约束，经济因素是调节其关系的基本力量。当不同共同体成员关系采取经济交换的形式时，经济理性也会向内渗透，但这种渗透会受到从外向内强度逐渐增强的产生于共同体内部的非经济力量的抵制。于是，从外到内，经济理性的指导或约束逐渐减弱，经济力量的作用也依次递减。或者说，在个人社会联系从外向内扩展过程中，边际经济力量呈现递减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共同体成员利益一致性的增强，非经济力量呈现递增趋势。所以，在以个体为中心向外发展社会联系过程中，边际非经济力量递减而边际经济力量递增；相反，随着个体与共同体经济联系的向内渗透，边际非经济力量递增而边际经济力量递减。当边际非经济力量大于边际经济力量时，非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人类行为的调节原则是非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此时社会关系的整合方式就表现为社会交换。当边际经济力量大于边际非经济力量时，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人类行为的调节原则是经济理性，此时社会关系的整合方式表现为经济交换。所以，马克思所说的经济交换产生于共同体的尽头，也就是产生于随着个体社会联系向外发展而使边际经济力量大于边际非经济力量之时。
综上所述，在共同体内部，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主要受社会理性指导，非经济力量是社会关系的主要调节手段，社会关系的整合方式主要表现为社会交换。由个体出发自内向外展开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个人利益逐步被唤醒，经济力量作用增强，经济理性逐步取得支配地位。当经济理性大于非经济力量，当经济理性取得对社会理性的支配性时，在“共同体的尽头”，经济交换就产生了。
四.“库拉”交换：一个经济人类学的范例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1922年出版的人类学巨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我们理解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的关系以及随着人类交换关系的发展社会交换向经济交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解释力的范例。
库拉(Kula)是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一种大范围的、具有跨部落性质的交换形式。这种交换发生在居住于各岛屿上的不同共同体之间，这些岛屿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库拉交换中有两种且只有两种物品在不断地相向流动。顺时针流动的叫做soulava，是长长的红贝壳项圈，而按相反方向流动的物品叫做mwali，是一种白贝壳臂镯。Soulava和mwali统称vaygu’a。库拉首先是一种群体行动。在部落酋长的领导下，以部落的力量建造航海队，整个库拉过程不断以集体的形式完成各种巫术仪式。同时，库拉又是一个个人参与的过程。参加库拉的男子在航海经过的岛屿有其库拉伙伴。库拉交易就在库拉伙伴之间进行。在某次顺时针的航行中，航海者携带soulava，每经过一个岛屿，将其赠送给该岛上库拉伙伴，同时接受对方赠送的mwali；下一次逆时针航行中，则送出mwali，接受对方的soulava。
库拉交换首先是一种社会交换。库拉的交换对象vaygu’a，无论是项圈还是臂镯，都不具有实际的经济功能。根据马凌诺斯基的观察，大部分臂镯都太小，即使儿童也无法佩戴，而有的臂镯则太大、太贵重，人们也不佩戴它（马凌诺斯基，2002：82）。人们交换和占有库拉物品，只是为了短暂的占有（在下一次库拉交换时，必须放弃现在占有的库拉物品），而占有的目的在于“拥有它们所带来的声誉”（马凌诺斯基，2002：82），因为作为一种“展示性物品”，“每一件库拉物品都有名字、传说、历史和浪漫故事。”（马凌诺斯基，2002：83）同时，库拉交换作为不同语言、不同族群的人们相互联系的社会经济体系，承载部落之间成员的社会联系，通过库拉伙伴之间长期相互交换礼物，“它把大量从村落连接在一起，并涵盖了相互作用且错综复杂的活动，形成一个整体”（马凌诺斯基，2002：79）,“它使整个部落跨出原有疆界的狭小范围，甚至超越了他们原有的利益和权利的圈子。”(莫斯，2002:56)同时，库拉作为一种整合共同体内部社会关系的交换形式，通过特定的宗教仪式，通过周密的分工合作，成为“社会赖以组织、酋长的权力赖以显示、亲属关系赖以维持、法定关系赖以体现的主要手段。”（马凌诺斯基，2002：148）
库拉交换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理性的发展。马凌诺斯基认为，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气候温暖，物产丰富，而人们的需求又相对简单，不存在生存的经济压力，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不受经济理性的支配。他说，特罗布里恩德人的“工作动机来自高度复杂的社会和传统，其目的明显不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要，或是为了直接的功利效果。……土著人做工并不以花最少的气力为原则；相反，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土著人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毫无必要的事情上。工作和努力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工作本身就是目的。”(马凌诺斯基，2002：54)部落内部成员之间的礼物交换，其功能也仅仅在于建立或维持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维持部落内部的权力或等级结构，经济计算远远没有进入人们的思维之中。人们的行为“受一套包括传统力量、责任和义务、巫术信仰、社会虚荣和野心的复杂混合体所指引。”（马凌诺斯基，2002：55）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方面是供给的丰富与需求的简单，另一方面成员利益的一致性，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部落内部成员关系中，经济理性处于潜伏的状态。随着库拉交换使共同体成员与外部世界发生接触，个人利益将被唤醒，经济理性将得到发展。在马凌诺斯基对库拉交换的细节描写中，多次出现了部落间成员库拉物品交换时的斤斤计较。尽管礼物交换一般并不要求严格的等价，但“如果回赠的物品过少，土著人会十分失望甚至光火。”（马凌诺斯基，2002：87）“在所有的库拉交易中，一方面是繁文缛节，另一方面是利欲熏心”(马凌诺斯基，2002：309)。这显示出，通过库拉交易，土著人的经济理性得到发展。
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岛与岛之间存在产品种类的差别。在库拉过程中，不同岛屿的不同产品相互对对方产生了吸引力。同时，由于跨出了共同体，经济理性已经被唤醒，于是在库拉交换的同时，产生了被叫做gimwali的一般商品交换。“土著人长途旅行的目的是希望得到西米、槟榔和猪。……为了取得这些物品，他们也输出有价值的东西。”(马凌诺斯基，2002：433) gimwali已经是一种经济理性支配下的交换行为，“容许讨价还价，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与”（马凌诺斯基，2002：162）。马凌诺斯基将库拉过程中的一般商品交换看成是“附属贸易”，在他看来，“礼仪性交换是库拉最主要、最根本的东西”(马凌诺斯基，2002：77)，库拉的目的就是库拉。马凌诺斯基的问题可能是：当库拉使人们走出共同体并使经济理性在人们的对外联系中得以唤醒，当人们的需求多样性随着对外接触的增加而发展时，经济交换是否会一直保持一种“附属”的地位？而且，如果承认资源的稀缺和需求的发展，没有经济交换的单纯的仪式性交换是否可能？
对此，马塞尔.莫斯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在莫斯看来，礼物的交换，仪式的实施只不过是形式，根本的目的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礼物只是达成交换的手段（莫斯，2002：3—4）。他认为，“所有的库拉都是进行“gimwali”即平常交换的时机。”（莫斯，2002：55）在库拉交换中，库拉物品的交换只是形式，交换的实质是商品，或者说，礼物交换是为商品交换服务的。前已述及，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各岛屿之间生产的产品存在差异，于是产生了交换的必要性。但是，由于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差异，甚至不同岛屿部落间存在敌意，交易必然面临较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库拉物品交易的作用在于，礼物交换可以柔化不同部落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化解贸易风险，如莫斯所说，“赠礼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性质，源自于远航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在可能的对家之间所发生的激烈冲突。”（莫斯，2002：56）而且，由于交易者之间竞争的存在，相互争夺交易对象可能增加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效率，通过库拉交换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可以使商品交易得以更有效地展开。“持有库拉物品者在互有敌意的岛民中，得到了贸易安全的保护并结成交易伙伴，以手镯和项链的相互交换推动了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陈庆德，2001：49）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换形式，库拉内涵着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库拉首先是一种社会交换形式，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但是，库拉交换中，个人是整个礼仪式交换得以进行的主体。由于个人交往范围脱离了共同体的界线，在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经济理性取得了对社会理性的支配性并处于主导地位，于是，经济交换在不同部落的成员间展开。库拉物品交换除了承担仪式性或社会性功能以外，在经济交换取得主导地位之后，成为经济交换的服务形式。马凌诺斯基的库拉交换范例，证明了经济交换是社会交换的发展形式，证明了经济理性发展对经济交换产生的重要意义。
五.结语：“超越”和“回归”
斯密提出分工产生与交换的创见，但对交换起源，除断言交换是人类的本能外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分析。斯密之后，取得经济学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致力于对斯密价值或价格理论的形式化工作，对交换起源问题的探索淡出了经济学的主流。在新古典抽象的理想世界里，尤其是在罗宾斯之后，当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界定为“资源配置”，当经济行为得以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在经济学研究中被抽象之后，当市场或交换被作为一个黑箱，当交换问题被简化为边际替代率问题之后，经济学已经无法对此问题作出解答。对交换问题的“黑箱化”处理仅仅是新古典研究风格的一个侧面，其实，在新古典范式里，不仅市场，企业、消费者等现实的经济活动主体也成为一个个黑箱。现实中活生生的经济行为主体被简单处理为若干函数，若干曲线和若干几何图表。当然，如此抽象使研究对象变得更加简明且易于数学处理，这是形式化经济学成为“科学”的要求。但是，形式化的结果严重损害了经济学本身。脱离经济行为的特殊现实和历史背景，经济学的解释力越来越受到怀疑。按照波兰尼的说法，经济总是嵌入社会制度之中的，离开经济产生的特定社会和制度背景，任何经济现象都不可能得到解释。因此，如果要对经济现象作出符合历史和现实的解释，需要超越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经济行为纳入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加以把握。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总是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的，因此，超越主流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意味着回归古典经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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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行文的方便，如果没有特别指出，以下在一般意义上即在经济交换上使用“交换”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