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因人的不断需求所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地与自然抗争，与社会经济制度抗争的结果。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观点。而人这一高等动物总是试图改变这样的法则，从某一方面讲也确实做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抗争中进步发展。但是从总体上说，人类是否能摆脱这种束缚，我看是做不到的，我们暂且放下这个话提。仅仅限于在人的自身社会讨论适应性和反抗精神。 对于单一个体，人的力量很有限，但如果是一个群体，他们的能量就不能小觑。从这方面讲人还是要适应社会为主，这并不是说要我们放弃反抗精神。虽然一个人所处的时期存在着各种不公，但一般情况下人会表现的顺从，在中国也就是人常说的顺大溜，中国传统中一向有“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之说，对于能够随遇而安的人，大家会称赞这个人适应能力强，而有人表现出特立独行和少许的反抗，就会有人说你不识时务、孤傲不羁，难以理喻。在某种时候就会成为孤独的英雄。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如果你对现实不满，就会有长者出来告戒你，要适应这个社会，而不能让社会适应你，否则你只能被社会所淘汰。现实生活中持此观点的人很多，可以说是主流民意，是真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细分析，却不是无懈可击的。我对此理论是不以为然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来源于不安于现状的人们。否则也就不会有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了。 如果人只是一味地适应现实，那么我们必然还处于饮毛茹血的蛮慌时代。假如，陈胜、吴广安于认命，没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气概，强秦怎么会随之崩溃。没有孙中山的不懈努力，没有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志士前仆后继的献出生命，怎么会有腐败清庭的覆灭。
大多数的国人是喜欢做顺民的，安于现状，有的即便危及其生命也不敢反抗，总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不然中国历史上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血腥大屠杀。从扬州十日，到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宁愿和大家一起死去，也不愿出头反抗，仅仅是为了那么一顶点生的希望，心存侥幸，多么的可悲。多数的国人是没有反抗精神的，宁愿承受一切，不敢尝试。就如同鲁讯在《无声的中国》说的“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他在〈〈〈呐喊〉续言〉〉里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有人说存在就是合理，这也是很多人奉为真理的。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逆来顺受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儒家以孝弟为本，正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西汉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最大的祸根，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到宋时程朱理学的出现，又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学说，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未有这事，只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以理，直得有君臣父子，却旋道理入在里面。”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人要学会逆来顺受，一切皆由天命反抗不得。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代统治者尊孔的原因了，儒学已经成为愚民的工具。所以才会出现国人被屠杀而不反抗的悲剧。鲁讯〈〈〈呐喊〉续言〉〉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中国人早已被教化的麻木了。他又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能说存在就是合理的么？ 不管怎么说，人类社会总是向前，这种向前的推动力来源于对命远的不屈服。 希望大家能交流一下自己的观点，如有不同意见请尽管发表高见！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