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针对当前的对改革的反思和争论，大多主流经济学家的态度是由衷的反感和坚决的抵制，因为他们坚决地认为，有人企图在否定中国的市场化大方向，甚至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我曾在一个帖子里（究竟什么是市场？！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8649）指出，“我们的社会只所以积聚了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彻底理解自己身处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再精确一点，我们不理解自己的制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受挫，说明马克思和西方经济理论家也无力于帮助我们去理解自己的制度。尽管，他们都曾经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事实证明他们的自信是自负和自大。为了更深一步的理解自己的制度，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些我们曾经以为深入地理解了的那些最基本的概念。”在给出了概略的分析后，做出的结论是：无论被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斥责为"反市场"的非主流,还是自以为在坚持"市场化"的主流,都是实际上在"反市场化"!!刚才在中国改革论坛上看到的杨虎网友转贴的吴敬琏在3月8号政协会议经济小组上的发言，给了上述结论一个事实论据支持。为避免断章取意，我把这篇转帖完整的拷贝下来。
吴老先生的发言
“在今天下午的政协经济界小组讨论会上，有委员谈到了医疗改革问题。吴敬琏接过这个话题，他说：“按照现行的医疗改革，推进起来很难，医院的改革与国企改革一样艰难，公立医院继续保持垄断权，既能保持医疗经费，又可以漫天要价，这就出了问题。”
吴敬琏说，我们研究中心一位同志为外单位做了个课题，认为医疗改革问题出在市场化上，作为一家之言在有关媒体上发表了。把不同的意见拿出来做深入研究，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后来就有媒体报道：国务院直属研究中心认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 “于是就轰起来了，造成很大的社会震荡”，吴敬链说，“这个问题就没有经过认真讨论，于是网上就出现了很多情绪化的声音，开始‘捣糨糊’”。 吴敬链认为，不但是医疗改革问题，很多问题都这样，为什么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为什么贫富分化加剧，为什么腐败盛行，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没有经过认真讨论。 接着吴敬链提到了被一些人和媒体称为“最大的英雄、惟一讲真话的经济学家”的郎咸平。吴敬琏说：“郎的总判断是‘中国的社会5000年来没这么坏过’，他的理由一是单纯发展经济的路线；二是市场化。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著名的企业几乎无一漏网，都是盗窃国有资产；医疗改革市场化，人们看不起病；教育改革以市场化为手段，结果是教育部门的人通过教改大肆搜刮、中饱私囊，包括中国目前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上升到恶意侵吞民有资产的行政暴利手段合法的超高水平，总之极其严重。” “这种说法对不对？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吴敬琏说：“郎提出了民营企业效率比国有企业效率低，所以不应该改革，有学者用数据反驳他，他说我讨论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讨论小是小非。” 吴敬琏继续说：“对这种大是大非问题应该讨论清楚，我不是赞成用行政压制讨论，但不能用造谣、煽动弱势群体的这种办法来讨论，如果用这种办法，就是‘捣糨糊’，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心，但结果往往如此。” “改革开放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的战略措施，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以市场为中心，去年10月反改革的声音达到高潮，我认为这个是值得气愤的。” 针对媒体“吴敬琏与利益集团结盟”的说法，吴敬琏一脸无奈：“我前天说的关于独立董事的事情，并不是想为自己辩解，只是觉得现在媒体上充斥着否定市场化改革大方向的议论，把收入差别过大、国有资产流失、上学难、看病难、没有房子住等等问题都归罪于改革，对于这种情况，领导上需要重视，主流媒体更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吴老先生认为，由于受到国务发展研究中心那位学者的“一家之言”的报告和有意煽动弱势群体的郎闲平的误导，中国的“普通弱势群体”和“网上”的人表现的很情绪化，这些情绪化的‘捣糨糊’行为将会严重干扰和阻碍中国改革的顺利进展。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尽管声明“我不是赞成用行政压制讨论”，但是最后，吴还是结论到：“领导上需要重视，主流媒体更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我的理解是实际上还是应该进行对“普通弱势群体”和“网上”的人进行言论控制，不能让他们乱说。
中国的弱势群体和网民被误导了吗？
吴更强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那篇关于医疗改革的报告是“一家之言”，无疑，在他的判断中这个“一家之言”便是错误的了；更强调郎咸平是在“用造谣、煽动弱势群体”方法，也无疑，在吴看来，郎的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是错误的了。于是，他认为中国的弱势群体和网民便是误导了。这里吴的结论显然存在两个隐含的假设：1）弱势群体和网民是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的，他们不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2）只有如吴老先生自己那样层次的“精英”阶层才具备这种“理性”的判断能力，甚至，连吴自己的同事这样“次等”“精英”和郎咸平这样的外来人员都缺乏这种“理性”能力。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承载的主体便是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经济行为主体”，在新古典中这个“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消费者和厂商，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的这种经济行为主体2分法，认为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主体是且仅仅是具备“经济人”特征的个人。也就是说，具备“经济人”特征的个人是市场机制得以运行的基础。经济人特征包含三方面意义：1）个人都有自己的合理需求或者说“欲望”，每个人都有充分满足自己需求的强烈愿望，从而存在“自利”性行为倾向；2）个人拥有自己对自己的需求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独立判断的理性，从而能够做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理性选择”；3）这是一个隐含的意义，或者说隐含的假设，经济人要想能够顺利的实施最大化自己效用的 “理性选择”行为，必须有充分的制度保障，这个制度主要地就是“产权制度”，这种制度约束不仅可以充分保障经济人的正当的追求财富的权力，而且可以保障他们的自利的理性选择行为促进社会整体的福利增长。第一点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需求和欲望，第二点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分析自己的需求和自己所处的环境，从而找到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法，第三点是说个人的自利行为需要有制度保障，而且在良好制度保障下的个人自利行为将会产生有益于他人的客观效果。所谓的市场秩序在在亚当.斯密看来是一个“无形之手”，在哈耶克那里是一种“自发秩序”。“无形之手”和“自发秩序”均是强调，市场是在良好制度约束下的具备经济人特征的个人的自发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只是一种效果，是一个因变量，是不可控的。保障良好的市场秩序得以产生的和顺利运行的前提和就是建设充分保障个人权力的制度基础，换句话，拥有一个良好市场秩序的充要条件就是充分的保障个人的实施“理性选择”行为的权力。
而吴老先生的话恰恰说明他持有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认为普通的个人是没有理性判断能力的，是不能够作出理性选择的，他似乎认为自己比那些弱势群体和网民本身更能够对他们的需求和他们所处的环境进行正确的判断。即便那个发布中国医疗改革报告的国研中心的学者是能力不足的，即便郎咸平在有意妖言惑众，但是，评什么说广大的弱势群体和网民没有能力判断那个国研中心学者言语的真伪，又评什么说广大的弱势群体和网民没有能力辨别郎咸平的观点的虚实？这些弱势群体和网民是凭借自己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认知而发表观点，只是那位国研中心学者和朗咸平的观点更符合他们的认知罢了。无论那位国研中心的学者还是朗咸平，任何人都没有能力驾驭和操纵所有的弱势群体和网民的判断，唯一能够驾驭和操纵所有弱势群体和网民观点的是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认知。而素有“吴市场”之称的吴老先生，口口声声说有人企图否定中国市场化进而否定中国改革的吴老先生，却企图驾驭和操纵弱势群体和网民的观点。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当然也是一种反市场的思维模式。
“领导上需要”怎么“重视”，“主流媒体更应该”怎么“有个明确的态度”
吴老先生最后说：“领导上需要重视，主流媒体更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尽管，他前面强调“我不是赞成用行政压制讨论”，但是，问题是“领导上需要”怎么“重视”，“主流媒体更应该”怎么“有个明确的态度”？
领导显然是指拥有行政权力的的领导，而主流媒体显然是拥有发稿权的主流媒体。那么如果按吴老先生所言，领导真的重视了，主流媒体也真的有了明确态度了，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从我的理解能力所推断，将是这么一个结果：领导将动用自己的权力封杀所有涉及批评改革的网站，主流媒体也将禁发批评改革的稿件。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式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破坏个人实施自己理性选择的保障制度的行为，也是一种典型反市场化行为。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弱势群体和网民的对改革的批评
吴老先生整篇发言明显地充斥着一种不屑和蔑视，对弱势群体和网民的不屑和蔑视，对那位擅自发表报告的国研中心学者的不屑和蔑视，对朗咸平的不屑和蔑视。对弱势群体和网民的他使用了“情绪化”、“轰起来”、“ 捣糨糊”等词汇，对那位国研中心的学者 ，他使用了“ 一家之言”的词汇， 而对朗咸平，他则使用了“捣糨糊”、“ 造谣、煽动弱势群体”的词汇。这些词汇从一个曾被视为中国最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七十岁的老人口中说出，恰恰说明吴老先生对这次反思改革运动有点“情绪化”了，有点缺乏“理性”了。我认为自己对一个70多高龄的老人说这些话，也太不懂得尊重长者了，甚至会折阳寿。我会深深的忏悔，但我也不得不克制自己而描述一个我自己认为存在的事实，这样一个事实正在阻碍中国的前进。
我不知道吴老先生为什么会如此的激动，我的猜测是有两个原因.一是吴老先生的对中国的发展的无比崇高的责任心。毫无疑问，作为一名传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吴老先生对中国是有着一颗赤诚之心的，2001年的股市之争后，广大的的弱势群体和网民也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赋予了这位老人中国市场的“良心”的美誉。吴老先生也曾经的确为中国的艰难转型付出了艰辛努力和作出越贡献。他也忠心地希望中国能够繁荣昌盛起来。正是这种责任心，使他把中国的事无形中看成了自己的事，那么也当然地对企图“否定市场化和改革”地“邪恶”行为表示不屑和愤怒。第二个原因是担心自己地历史名誉和评价。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公心，那么第二个原因便是私心了。一个将几乎毕生精力付诸中国复兴的人当然地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百姓的认可，能够在中国彪炳青史，流芳百世了。那么否定市场化便是对吴老先生功业的否定。这显然不是他希望所看到的。
是的，吴老先生的确拥有一颗对中国的拳拳之心，一种无比的责任感，一个使中国踏上良好市场秩序的愿望。但是，事实似乎证明，吴老先生缺乏一种对真正市场化内涵的理解，缺乏一种真正市场化的意识，缺乏一种真正市场化的理性，缺乏一个真正市场化的胸怀。单纯的愿望和责任感并不能产生现实和善良的结果，如西方谚语所说：通往邪恶的道路往往是善良的愿望铺就，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名言――善良的愿望往往铸成通往奴役之路。如果真的是担心自己的历史名誉，吴老先生就更不必有所作为了，这个也同样不是个人能够驾驭的了的。林肯说：你也许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你也许可以在同一时间欺骗不同的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我一直认为“要不要市场化”和“要不要改革”绝对不是这次针对改革争论的主题。争论的主题是中国该怎么市场化？是真市场化还是伪市场化？中国该怎么改革？是造成少数精英垄断大多数普通人民权力的改革还是所有人的权力都得到尊重、明确和保护的改革？弱势群体和网民激烈地表达对当前社会和经济形势的不满，绝对不是受少数人误导而引起的，而是按他们对按以前的改革思路所积累起来的众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严重程度有了一个明确的认知而引发的。如果说那位国研中心的学者和朗咸平在这次争论中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么就是他们帮助弱势群体和网民更清晰地建立自己对所处环境的认知。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代观念则认为，我们大家共同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制度将影响每个人的福祉，为改变自己的境遇和福利，每个人都有权力和责任促进自己所处的制度的改变。所以，我们应该对弱势群体和网民能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独立的判断而自豪和骄傲。我们坚信自己是善良的，那么我们耶就没有理由怀疑别人是邪恶的。我们也没有资格和能力认为自己能够比别人自己对他本身的偏好和环境进行更好的判断。我们承认自己有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就没有理由小看和蔑视别人的判断能力。我们承认自己有实施最大化利益的理性选择行为的权力，我们就不能否定和剥夺别人的最大化自己福利的理性选择的权力。
所以，市场的内蕴包括：自由、权力、尊重和宽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正当的理性选择的权力和自由，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理性选择的权力和自由。我们都有自己的正当需求、欲望和利益，我们不能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破坏别人的正当欲望的满足，我们不能在靠掠夺别人的利益去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拥有一个尊重、包容和宽容别人的心，别人的欲望、别人的需求、别人的利益。
政府的责任
对政府来说，首要的是要明白为促进中国的市场化，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做的就是建立充分保障个人权力的制度。自己的工作重心和原则应该是保护所有个体的正当权力，禁止和限制强势群体剥夺弱势群体的权力。事实是，往往强势群体会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剥夺弱势群体的权力。所以，一个推论就是，保障所有个人权力也就是禁止和限制强势群体剥夺弱势群体的权力，更简单的说，就是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力。当弱势群体的权力得到保障了，那么所有个人的权力也就得到保障了。当所有个人权力得到保障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便会自发形成和良好的运行，良好的市场秩序形成了，经济发展便是水到渠成。
所以政府的工作中心和重心应该是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力为中心。只有这一点是可控因素。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以及经济的增长都是弱势群体权力得到保障的自发效果。所以，政府绝对没有必要对建立市场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本身有所作为。所有企图操纵市场秩序的形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都只能制造相反的结果。我们目前所积累的问题，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