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乡村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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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医疗、乡镇卫生院、赤脚医生，曾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三大法宝”，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如今，这三大法宝在经历了时代的风雨后，逐渐发展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即新农合）以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村医生，依然是保障9亿中国农民健康的医疗卫生基础。
发端于2003年的新农合制度，成果是显著的。从宏观数字看，温家宝总理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5年来（2003～2007年），全国财政用于包括农村在内的医疗卫生支出累计达6 294亿元，比前5年增长1.27倍。国家安排资金改造和新建1.88万所乡镇卫生院、786所县医院、285所县中医院和534所县妇幼保健院，为1.17万个乡镇卫生院配备了医疗设备。
然而，经过本刊始自2008年1月的多地调查，乡村卫生的微观复杂性则不断被发现着——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导致新农合筹资水平、乡镇医院的经营状况、乡村医生的生存状态都各不相同。
以江浙地区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新农合被广大农民群众接受，参合率很高，筹资水平和报销水平也较高。农民到医院看病很方便，“一卡（农保卡）在手，看病不愁”；曾经是印象中比较简陋的乡镇医院，正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渐变化为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用行动告诉大家什么是“城乡一体化”；这些地区乡村医生的生存状态也表现出更多的市场倾向和自主性，他们视开诊所为“名利双收”的职业，既受到到村民尊敬，又可以获得了实际利益。
而在中西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最重要的是，新农合的筹资困境——首先，农民收入水平低、保障程度不高和相对繁琐的报销手续等三个方面都削弱了“参合”积极性；其次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基于“自愿”原则的新农合制度，使风险分布趋于不合理，即患病高风险人群多，低风险人群少，年轻的没有积极性，老年人口看中现时回报等等，这些都背离了医疗保障制度的规律。
在调查中，本刊记者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乡村卫生机构和乡村医生的生存紧紧维系在药品供应之上。如何保证乡村卫生机构不但能够获得安全、充足的药品供应，还不至于被利益博弈所淹没，实在是一个困难的命题。而欠发达地区推动的药品“三统一”，其对流通环节的规范似有矫枉过正之嫌——最直接的后果是，乡镇医院和卫生站面对私人诊所和平价药房失去了竞争力。
复杂性必然是难以概括的——我们现在关注新农合，悬念在于，5年间新农合的历程是农民健康保障制度的从无到有，下一个5年，农村卫生的差异需求如何满足？新农合制度的先天缺陷能否得到弥补？以及如何可持续发展？中国农民距离享受到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障，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