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了奥菲克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的基本思想后,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分析的制度问题。奥菲克所揭示的“交换促进脑进化”的命题,或许会引起诸多争论,但一个现实是,只要我们还无法排除交换对人类脑进化起源的可能性,那么他的研究就可以作为一种探索的方向。
奥菲克的脑进化思路无非是说,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在动力上并不符合达尔文的基因遗传复制和变异机制,而需要做出独立证明。他从斯密关于人类交换倾向的猜测出发,通过对达尔文与华莱士在人类进化方面的分歧的回顾后认为,人脑进化在动力起源上应当归结为交换倾向的推动作用。而正是由于人类行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这一特性,使得人类获得了语言和推理的能力,从而获得了其他动物所无法获得的较高的认知水平。更为奇特的是,这种受交换驱动的、作为自激式脑进化结果的人类认知,其应用又重新指向了人类脑进化的动力——交换。换言之,奥菲克不仅揭示出人类独有的商业交换倾向,促进了大脑进化和认知水平的提高;在相反的方向上,人类脑进化结果的认知理性的应用,又指向并服务于人类的交换倾向本身。奥菲克关于脑进化的思路,为我们提供的认知论意义在于:如果人脑是经由一个连续的过程进化而来的,那么作为脑进化之意识形式的认知水平,就是一个伴随人类进化过程而不断进化的产物。基于脑进化的人类认知在交换行为决策时所表现的理性状态,在进化意义上只能是有限的,而不是先在的和独立于进化过程本身的。
启发一:奥菲克关于脑进化动力起源的考察所提供的认知论观念,与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及《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中阐述的进化论理性主义[1]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二者的差别在于哈耶克并没有为其进化理性主义提供一个动力学说明,却将理性之应用在目标上指向了人类的交换行为;但奥菲克在通过对人类交换倾向的考察,为人类理性的来源提供了一种动力学解释,而这种动力恰好被他锁定在人类独特的交换倾向。相比而言,奥菲克的脑进化理论,对于哈耶克主张的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知识观是一个明显的改进。而这一改进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奥菲克提供的脑进化动力解释有效的开启了“哈耶克悖论”。从而使得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中——“人类由于关于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而无法具有完全理性,但又必须基于有限理性有意识地参与制度演化过程”——的冲突得以消解;也使得人类经济行为中尽管只具有有限理性,但却存在一种最大化倾向的动机这一事实变得可以接受。
启发二:奥菲克的脑进化思路提供的另外一个启发在于,如果脑进化的实现是在个体层面实现的,那么所谓群体认知就必须经由一个从个人认知向群体认知传播扩散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于个人认知的进化特征,必然决定了作为个人认知进化经由互动交易行为而扩散形成的群体认知,必然也是进化的,是内生于人类进化过程本身而非独立存在的。奥菲克脑进化理论的这一推论,与哈耶克对制度设计论所依赖的群体理性的批判无疑揭示了同样的事实:即只要认知作为进化的结果必须依赖人脑作为载体,那么群体认知就必须克服知识分立这一客观困难。此外,个人知识经由互动行为在特定空间内传播扩散时,必然导致群体认知在实现程度上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信息缺损和个人认知的进化状况。因此,群体认知既是一种共识,也是认知进化在群体层面的意识反应,它完全依赖于个人认知的主体性独立而又彼此依赖的“主体间性”这一事实。
启发三:奥菲克通过对人类进化史的考察所揭示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人类进化过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其他生物社会性结构的独特性在于:个体的独立进化与群体层面的主体互动行为的依赖是共同进化的。这一结构根源于人类进化经济起源所依赖的商业交换这一独特倾向。由于交易总是在主体间彼此独立进行,因此决策是分散的;但由于商业交换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推动,主体之间又是彼此依赖的;个人决策无法独立于他人决策而单独做出,主体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决定了人类行为本身必须依赖特定的规则和行为模式。而特定规则与行为模式的订立本身,在进化意义上讲,是由进化过程本身自发演化而成的,而不是任何独立于进化过程的完美理性凭空创造的。换言之,自发秩序本身并不需要理性参与,而自发演化过程中的个体只需要依据个人理性,自利的做出决策就可以达致这一秩序结果。但在正式制度的层面上看,群体理性参与制度订立的事实也并不证明制度乃是理性之产物,而只是群体理性在共同知识的条件下,对自发规则以及导致自发秩序的一般性规则的阐明和形式化而已。
启示四:奥菲克将人脑进化的动力归于商业交换这一独特的人类倾向,并将人类认知进化的理性应用,在目标上服务于交换倾向的解释方法,有利于我们理解现代市场中商业行为所表现出的基于有限理性的最大化交易动机。同时,他的脑进化理论也有助于理解制度分析中,人之理性在必然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却有意识的去订立各种正式制度的行为动机。如同斯密解释的那样,交换行为导致的市场秩序看似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协调的,但人类试图订立制度以服务于交换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风险从来都不曾有效遏制过这种努力。就其本质而言,其实遏制不住的只是交换的倾向和市场自发扩展的秩序本身,而不是人类的理性。恰相反,正是人类的交换倾向本身在背后推动着人类理性在从事各种各样的“设计”工作。
[1] 可参阅本文第四章关于制度与理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