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市场交换起源的问题，奥菲克指出，如果市场交换是从可见于人类和动物中的某些适应进化而来的，那么认真考察市场交换同亲缘交换和共生交换的类比，就是一个需要遵循的思路。奥菲克指出，在生物界的配偶选择和市场的交易对象选择之间，存在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似，而这种非对称性是由于外部选择压力造成的，即所谓贝特曼征候（由自然选择压力造成的性选择中的非对称性）。贝特曼征候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1）驱逐或淘汰竞争对手；（2）接近选择对象中有识别能力的对象。奥菲克认为，贝特曼征候内涵的不对称性在市场交易中也存在，它明显的见于买者与卖者、雇主与雇员、专业人士与客户，以及委托－代理关系之中。所有交易活动中，双方首要的行为都是寻找和进行充分的选择，因为它们必须为该交易承担最终的价格。卖方和买方都必须淘汰相应的竞争对手，并最终确定自己的交易对象。但奥菲克指出，通过贝特曼征候而将市场交易的起源归于性选择显然是个错误的思路。因为，尽管市场也存在非对称性，但在其他方面，市场交易与自然界的性选择并不具有可比性。而从更为基本的功能来看，性选择同亲缘交换中的血缘选择和偏袒行为一致，但与市场交易行为之间并没有可比性。因此，市场起源问题的探索，就必须从交换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机制和结构入手进行“独立证明”。[1]
奥菲克从交易行为中的两种情形入手，指出不论在非合作的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合作博弈中，交易者为实现交易目的都会存在一种心理抑制。即非合作状态下只有回报较高时才能克服这种抑制状态；而合作博弈中则为了进入一种互惠交易关系而服从某种强制性抑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市场交易的本质（成本收益的计算）恰是如此，而且这种抑制也是动物行为的默认形式。但这种行为的心理抑制状态存在两个例外：一是跨物种的共生交换；二是亲缘交换。而市场交换则最为接近这种抑制状态。作为交换最为突出的形式，市场交换常发生在普通自然选择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这种竞争既不是发生在彼此相距遥远的物种之间，也不是发生在近亲之间，而是发生在无亲缘关系的同物种成员之间。因此，就交易的推动力和扩展而言，早期人类交易所需要的心理极限，远远大于现代人交易所需的心理极限。[2]
奥菲克通过对市场交换的商品对象的划分，找到了触发人类早期交换的交易对象。他指出，任何商品或交易对象都存在竞争性和排他性两个度量特征。这两个特征塑造了交易者相互作用的关系和方式，也预先决定了市场交易所依赖的市场的竞争结构，以及交易者参与交易的动力。根据竞争性度量和排他性度量，奥菲克在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对交易对象的物品种类做了重新划分：（1）私人物品；（2）公共物品；（3）共有财产；（4）非竞争排他物品（contrived commodities）。（见表5.1）
表5.1（引自：奥菲克著作，第161页）[3]
奥菲克在物品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物品对于交易的推动力强弱。他指出，首先，私人物品由于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对于“已经存在的市场”的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它并不是“尚未形成的市场”的理想“助产”物品。因为私人物品交易不成时可以转为自用品，这会造成早期人类交易时卖主的“谨慎的不情愿”。这在我们试图重新探索人类交换初始的市场模型时，私人物品显然不是最理想的物品种类。其次，公共物品由于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因此，“搭便车”的倾向会导致在没有政府，而私人又没有积极性提供公共品的阶段出现严重的公共物品短缺，这使得公共物品无法成为早期市场起源的推动力。再次，共有财产促进早期人类市场交换的可能性更小。由于共有财产在共同体层面要进入稀缺资源库被共同占有，其消费是对共同体成员免费开放的，它兼有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特征，也兼有私人物品的竞争性特征，因此，是引发“公地悲剧”的主要动力。由于共有财产的产权不明晰，因此任何交易的推动力都可能中止于这种共有财产的资源管理之中，而不会对早期市场的起源形成推动作用。最后，在排除了以上三种物品对于古人类商业交换起源的可选性之后，奥菲克指出，非竞争排他性物品为重建古人类原始市场的仿真模型，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出发点。由于非竞争排他性物品显示了与共有财产资源相反的形象，它兼有私人物品的排他性，但却因非竞争性极有可能成为人类早期交易产生的主要交易对象。奥菲克以“火的驯化”为例，论证了这种非竞争性排他物品对于早期人类交易的推动作用。火采取非竞争排他性是由于它自身的特征：（1）远古时代，火的非自发化学反应要求在火源和能量激活方面存在排他性；（2）由于早期自然火的发生使得人们具有免费取火而不付代价，这保证了早期火驯化使用的非竞争性。[4]
在确定了推动早期人类市场形成的交易对象后，奥菲克进一步论证了火的驯化与生产交换扩展的过程。尽管关于人类最早使用火的说法从30万年前到150万年前不等，但有一个结论似乎不可置疑：即火不仅在文明中，而且也在进化中起到了作用，促进了与其有必然联系的适应；不仅如此，火还促进了交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拓展。尽管人类之外的动物和植物也曾有过对火的适应和低水平的利用[5]，但总体而言，只有人类将火作为能源使用。作为一种化学反应，火的发生严格依赖氧气和燃料。对于在固定地点取火的行为而言，与氧气不同，燃料的供应可能处于一种短缺的状态。因此人类对火的驯化过程，恰好是克服燃料短缺的过程。因为，从人类进化的事实来看，历史的进程似乎更符合一连串的避免短缺，而不是真正发生短缺，这种改善大都要归功于市场的力量。市场力量有一种功能，即消除任何短缺现象，而且是在短缺实际发生之前，而市场的方式就是将短缺转变为一种相对应的价格。当某种更高的相对价格在自由市场中孕育时，它不仅意味着短缺的加剧，（对古人类而言）也意味着苦难的来临，它也预示了资源流动的方向。而价格则是协调市场短缺并缓和这一症状的主要机制。市场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自动的产生出催生节约和革新的动力。
就火的驯化过程而言，有三个技术性环节需要克服：一是点火的技术；二是引火与保存的技术；三是控制火的技术。点火的困难在于满足燃烧的基本条件和燃料的添加，而这对于古人类的考验在于能否找到足够的燃料。燃烧所能提供的能量和寻找燃料的能量耗费形成了简单的经济思维，这甚至可能决定古人类定居地点的迁徙。古人类点火方法的多样性（燧石、摩擦等）表明，驯化火的成就同样是在进化的时间进程中获得的。概要而言，火的驯化过程至少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偶发的天然因素形成火源；（2）意识到火的功能而利用，但缺乏点火技术的“营火”；（3）分散保存的火种与借火交换；（4）专门保存的火种与经常性交换。显然，在一个缺乏火种装置的世界里，火种的保存和获取对于种群以及个体的生存而言都是及其重要的。而火在当时所具备的非竞争排他性物品特征，则使它成为人类早期最具交易动机的物品，并为人类向市场交换的过渡提供了初始的条件。火的驯化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为此后的洞穴选择形成了需求。由于露天住址不适合保存火种的特征，加上洞穴遗址内用火的事实都表明，人类选择洞穴居住与火的驯化直接相关，而除此之外的任何动机都很难赋予人类占据洞穴的嗜好。但对于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古人类而言，选择洞穴居住似乎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居所是人类生活中仅次于食物的重要因素。对于史前人类而言，受交通运输、食物获取、安全等因素影响，洞穴选择中获取能量与支出能量的平衡也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内涵。或许正如奥菲克指出的，“那时的房地产市场有自己特定的形式，其中房租主要是以步行的方式支付的，洞穴一般是狩猎－采集者难以支付的居所。”这一发现，以及人类最早用火的露天遗迹都说明，洞穴选择很大程度上可能与火种的保存有关，这强化了洞穴作为古人类“火种供应点”的说法。随着点火技术的引入和传播，洞穴专用于储藏火种的情况逐渐衰落，按此思路推测，人类洞穴使用似乎始于最早的火种交换扩大，并一直持续到点火技术的引入以及最初的广泛传播。
继火的驯化之后，随着而来的是狩猎－采集的旧石器时代。火的驯化对于人类进化的推动结果是：在没有发生较大的形态变化的情况下，导致了人的基本行为的巨大变化。这一结果也可以解释为解剖学上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神经系统的变化导致了行为进化。[6]概括而言，在火的驯化之后，人类进化获取的有利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生存环境和居住环境的改善，食物质量的改善导致肠胃收缩，从而形成了对手的解放（功能外化）；（2）由于肠胃收缩和食物质量的改善，支撑了大脑这一高消耗组织的扩张；（3）由于工具的改进食物资源的剩余增加，从而使交换更为经常；（4）随着交换的扩展，市场空间逐步扩大，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上不断扩展；（5）随着交易频度的上升，早期原始货币出现，辐射性早期远程贸易逐步成为可能。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外部物质环境的巨大变化提供了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过渡的物质条件，这一核心事件就是冰川顶峰时期的来临。人们一般很容易将冰川顶峰期等同于环境的恶化，但奥菲克指出，从个人层面看恶劣的环境可能不利，但在种群的层面上如果能形成对竞争对手不利的条件，这种环境就可能是大繁荣的时期。冰川期赋予人类的两个优越性在于：大型食肉动物的减少和迁徙及其与人类生活依存地的分离减少了威胁；森林退化扩大的食草动物的活动范围；温度下降缩小了以人类为食大型动物的活动范围。而此时火的驯化带给人类的防护性功能则庇护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冰川期引发的环境变化，导致的绿洲和丘陵形成，为人类在新的条件下适应提供了新的条件，这一条件就是植物的驯化和向农业转变的可能。概言之，农业和狩猎采集不同，他们通过控制植物的再生产的方式来谋生。农业把人类对环境的控制从物理过程扩展到了对生物进行繁育的生命过程。农业使植物和动物个体不仅经受自然选择，同时也经受人工选择，也就是与人类共同进化，或者由人类对它们进行繁殖，使它们具有人类需要的性质。[7]尽管早期农业很多程度上受制于自然因素的限制，但是农业生产带来的产品增加，随着交易的扩展和市场的扩大，导致商业交换的复杂程度逐步上升，这在自激式脑进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了人脑的扩张，使得人类具有更高的认知能力来处理市场交换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定居农业后期，私有制的逐步建立以及正式贸易的发展也反向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一个有趣的事实可能是，交换似乎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但也正是商业交换自身又缓解了它自己带来的限制。
[1]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4－157页。
[2]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8－160页。
[3]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4]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0－169页。
[5]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172页。
[6] See Klein, R. G. (1992). The Archeology of Modern Human Origins. Evolution and Anthropology, 1, 5-14.转引自：奥菲克著作，第189页。
[7]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