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一书中所关注的人类进化主题，是在“达尔文的实用原则和华莱士独立证明”这一关于人类进化分歧的观点上展开的。他指出，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敏锐地意识到了人类智慧的特定结构和精密程度，而自然选择似乎并未对此做出解释。尽管他们都从不同方向做了努力，且华莱士的猜测更为大胆，但是最终在用自然选择的进化观解释人类进化现实时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与其他生物学家不同，奥菲克从经济学的视角，发掘了人类进化历程的史前史部分所蕴含的大量经济学内涵。他从斯密关于“交换是人类进化起源”的猜测出发，通过大量的生物进化史证据，对此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证明。
如同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单独将秩序作为研究对象，或旨在解释自然与社会秩序型构的内在奥秘的话，那么斯密与达尔文所作的努力其实在不同方向上是指向“人类社会秩序型构何以可能”这一共同问题的。所不同的是达尔文采用生物进化的理论，将人类进化内化于物种进化，而提供了基于基因遗传机制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解释。但正如我们所能察觉到的，达尔文进化论在人类脑进化方面的解释力过于有限。与之不同，斯密在阐释社会秩序型构时关注的行为偏离了动物学的视角，而从人类交换行为出发，通过论证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机制的作用，对社会秩序的型构之谜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略有不同的是，斯密似乎更加关注“人造”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并在一个形象而又简单的事实中分离了人类社会与自然这两个系统，而没有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完美统一的解释。
斯密的经济理论在展开之初，其实也同样遭遇了与达尔文类似的进化难题。尽管他以人类社会中独特的商业交换行为作为分析的起点，但他还是对这种人类行为与动物的交换行为的差别做了必要的区别。他指出：“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发现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1]斯密以上的论述试图指出，尽管交换行为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通行方式，但商业交换却是人类独有的运作方式。斯密还敏锐的察觉到，“当一个动物想得到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东西时，它没有其他的说服方法，只能讨那些能提供给它所需的服务的人或动物的喜欢”，而“人有时也向他的同胞使用相同的手段”。[2]但斯密继而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3]其实斯密在这里提出了区别人与动物的不同交换机制：第一种是人类独有的正式交换机制，其运作形式依赖于“协商、易货和购买”[4]。第二种是普遍的机制，它为人类和动物所共有，它依赖于用乞求唤起的同情心，即依赖于情感的传播。[5]斯密在洞见了商业交换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后，他对于人类的交换倾向所涉及的进化起源问题，明智的用一个猜测给予了回避：“这种（交换的）倾向是否就是人类天性中的原始法则（original principles in human nature）之一，关于这一点不能给出进一步的解释；或者问题似乎更有可能是：它是否就是人类推理和说话功能的必然结果，它不属于我们目前要考察的主题。”[6]斯密留下的这一问题，虽然在达尔文那里得到了“自然选择”进化论的答案，但是这一答案在解释人脑进化方面的尴尬，也是促使奥菲克重新探索斯密猜测的主要动力。
斯密关于人与动物交换行为方式的差别，极大的启发了奥菲克。他指出，斯密关于交换依赖于情感和商业交换的区别尽管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他的情感交换在解释动物交换行为时难以解释以下事实：“通过硬性的刺激－反应机制，或者干脆说就是反射，而不是通过识别和同情，交换就可以进行的完整无缺。”[7]奥菲克利用黄蜂与授粉植物、蚂蚁反胃的同穴交换的案例指出，斯密对动物交换行为的观察尚有缺陷。他认为或许正是这种缺陷，导致斯密在人类进化问题的思考时不得不用一个“猜测”一带而过。这使得他关于人与动物交换行为差别的区分，变得只是对进化论两难问题的重复，而忽视了人类交换的起源和特殊性以及其中隐含的分工和人类多样性问题。[8]为此，奥菲克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的人与动物交换行为的分类：（1）共生交换。奥菲克指出，共生是资源和服务跨越物种的互惠和互利的转让或交换[9]。除了农业和养殖业这类人与经过驯化的动、植物的共生交换之外，还包括其他的非人类共生交换的大量事实。其中最常见的是动植物之间的共生交换。例如授粉行为。此外还有广义生态组织中，动物群体与植物群体的气体交换共生交换（如氧气与二氧化碳）。另外，动物间的共生交换主要以清洁性的共生关系为主。这种共生交换可以在大型生物与微型生物之间，亦可在微型生物之间存在。前者如鱼类等海洋生物、鸟类与蹄类动物；后者如细胞等微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在经济学意义上，共生交换只是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一个步骤，本质上与采矿、放牧或是生产不存在差别。但从共生交换涉及的生物物种来看，共生是种的（racial）经验而不是个体的经验。奥菲克指出，“尽管在典型的共生交换中，传递是在个体生物体之间进行的，但交换资源的量和归属是以集体的方式调节的，在进化论的意义上，是在种群和物种层面上调节的，甚至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即在阶梯式的组织结构的层面上调节的，而不是在个体层面上调节的，它与个体活动无关。[10]”显然，共生交换没有给竞争性讨价还价和在交易者之间自由的相互影响的战略行为留有余地。更为重要的是，共生交换促进物种间的分工，但不促进物种内部个体之间的分工。促进物种内部成员个体之间分工的任务留给了同物种成员之间的交换。[11]（2）亲缘交换。在共生关系之外，奥菲克发现物种内部的交换对于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对于驯化的动物似乎较少有用，因为驯化物种较少受到促进同物种之间交换的那种选择压力。在野生物的物种内部交换中，大量的事实证明了依赖“血缘与亲属关系的交换”的重要作用。奥菲克将这种亲缘交换的物种进化功能归纳为三个方面：a）再分配功能，可以使获得的资源在种群内部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例如最常见的史前人类和动物界中的食物分享机制。b）分工功能，可以通过功能的区分和专门化促进获取资源和利用资源的效率。例如蚂蚁世界以及裸滨鼠的挖掘链分工等。c）合作功能，可以最佳的发挥集体力量来放大个体所作的努力。例如防御被捕食的队形等。但需要指出的是，亲缘交换作为一种获取资源的机制，在群体层面获取得优越性可以被个体成员内化，因此，似乎有一种选择压力时常以不同的程度建立适应性行为模式，这种模式适合再分配、分工还有合作。但所有这些在动物世界里，都是以生殖和血亲关系为边界的。动物的交换更多取决于对方的身份，以及在种群群居体内部相互作用的功能。因此，亲缘交换本质上更类似一种礼仪。奥菲克指出，亲缘交换是由普遍和古老的进化机制调节的：即血缘选择和性别选择。因此，亲缘交换落入了人类与动物行为紧密重合的区域。[12]但除此以外，人类完善袒护亲属的做法更加依赖的方式则是在亲缘以外的同物种成员之间的交换，即（3）商业交换。与动物世界的交换方式不同，人类总是将交换与财富的积累和生存手段联系在一起，人类的交换更多取决于交换对象的价值，而动物的交换显然不是出于这一目的。如同奥菲克评价的那样，斯密的贡献恰在于他从交换方式上区别了人类社会与动物的行为差别；公平的说，达尔文则根本没有在人和动物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相反，如果说他还做过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为反对这种界限奋斗了终身。[13]商业交换的典型特征在于自愿交换总是成交在明确的商品上，而不是遗传基因或是情感的传播。商业交换并不受亲缘网络关系和生育偶然性的限制，而是对同物种的所有成员（包括匿名者）开放。如同斯密发现的那样，在亲缘交换与商业交换之间的结合并不很受认可，“商业运作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家庭事务的商业化都享有骂名”，[14]因此，人们十分反对放任两种交换在某种程度的混合。
在人类社会中，商业交换的活动具有普遍的重要地位。商业交换的实践也贯穿于整个已知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包括在自由市场或黑市。各种限制或根除商业交易的企图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是道德说服还是政治压力，甚至赤裸裸的迫害），都已经被反复证明是徒劳的。[15]如同很多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样，战争过后，仇恨可以延续几代人，但却很少能够阻碍交易。奥菲克认为，从这种无节制地沉溺于交易的情况看，在漫长的自然历史中，人类显然获取了一种奇怪的性格，并使它成为第二天性。[16]奥菲克坦诚的指出，人们对这种性格的准确起源存有不同看法是合理的，但是对交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则不应当有什么不同意见。因为现代社会中主体生存的实践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通过商业交换来实现其目的，可谓存也交换，亡也交换。尽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次的无序状态，但在双边交易的层面上，商业交换也被无数次证明是不可摧毁的人类行为的组成部分。[17]但作为生物学家，奥菲克也负责的指出，商业交换似乎有能力为人类提供一个隐形的安全网，但它并不能保证某个具体的个人或群体的生存或福祉。换言之，商业交换具有自然选择所产生的结构的全部特征。
[1] 参：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M]，[上卷]，郭大力 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页。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书，第19页。
[5]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6] 参：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中译本）[M]，郭大力 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页。
[7]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8] 同上书，第12页。
[9] 同上书，第12页。
[10] 同上书，第13页。
[11]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2] 同上书，第21页。
[13] 同上书，第22页。
[14] 同上书，第23页。
[15]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16] 同上书，第23页。
[17] 同上书，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