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学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 星 斗：
一会儿人们说我是社会学家，一会儿是法律学家，实际上我那些方面都不大懂。 我就是按照我的理解讲一些问题。吴敬琏教授曾经说过中国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中国要警惕权贵市场经济，要警惕垄断的行政权力与垄断的资本、垄断的话语权三个方面的结合、三个方面的勾结。首先是垄断的行政权力，它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权力市场经济或者就是权贵的市场经济，权贵的市场经济使得市场经济无法正常地运作，存在着广泛的政府失灵的状况，导致严重的腐败、官僚主义的现象，以及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对于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我一直比较耿耿于怀，中国这样的五级政府，冗员庞大。当然也有的人说，中国的官员的比例并不高，但实际上中国一方面服务型的公务员非常少，就像秦晖教授所指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官员大多都在基层，这是跟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可能也比较多，但是它主要是在联邦政府那一级，就像美国国土安全部就有16万名公务员，但是下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而中国的问题是，县、乡、基层政府大量的冗员。而经过九十年代财政体制改革以后，就像秦教授所说的，财权上收了，责任下放了，基层政府养了一大帮人，但是又没有什么财政收入，那就只好去搜刮和以各种方式进行非法的掠夺，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社会在基层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民矛盾。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的行政公务的开支，占财政支出37.5％，美国是12％，北欧那些国家，实际上是10％都不到。中国行政方面的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近40％！这样庞大的行政机构实际上使得我们国家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没有钱去搞公共服务、公共医疗，没有精力搞这样的事情。这是垄断的权力造成的。
还有垄断的资本，我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有的资本。国有资本也存在着垄断的局面，国有银行垄断，效率非常低，不良资产非常多；还有国有股市垄断，中国的股市上市企业大多都是国有的，即使不是国有的，很大程度也是与官员、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样的私人企业才能够上市。所以，中国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国有的股市、国有的证券公司，现在很多股市措施都是为了拯救国有证券公司。还有像国有企业的资本垄断、行政性的垄断，垄断市场、垄断资源这都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再有就是私有资本的垄断。私有资本很多实际上都是权力资本，有的人说，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企业实际上就分成两种企业，不能分成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实际上就是权力企业与非权力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多数私有企业都是权力企业，都是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少数的私人企业是非权力企业，像孙大午那样的企业的确跟权力是不沾边的，是非权力企业，但这是很少的。现在，垄断的国有资本、私人资本、权力资本做庄、操控股市，结果把中小股民上万亿元的资产都给卷走了。还有就是垄断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处处听到的是官员的声音，还有就是为官员和权贵辩护的学者的声音。垄断的权力、垄断的资本、垄断的话语权，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官、商、学形成了一个大结盟，这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有人说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结盟，我说是政治掮客、经济掮客、文化掮客的一个结盟，这是中国改革出现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更多地探讨我们的改革存在着哪些方面的失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腐败、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形成了权力本位的经济，我们的股市、银行、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教育盲目地产业化或者说是畸形产业化，医疗也是一种畸形的产业化，还有三农，都陷入了比较严重的危机。
对于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认为经济学家、学者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承担很重大的责任。因为学者、知识分子就应当有责任为国家的正确的发展出谋划策，有责任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因为知识分子天生就应当是一个批评家。众人皆浊我也应独醒，也应当清醒，知识分子要履行他的良知的、道德的责任，当然更主要还是理性的责任。我们对国家的发展应当有一种理性的思考，要履行理性的责任和文化的责任。现在所幸的是，中国也有不少的学者非常关注中国的公平、合理，就像在座的各位，非常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 我认为，当今中国需要或者说特别需要“弱势群体经济学”，报纸上有穷人经济学，我觉得中国需要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煤矿工人的权益的问题，更多地研究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出现的问题，更多地探讨公平、如何实行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保护穷人的政策，应当出台怎样的这方面的政策。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对研究这样一些东西嗤之以鼻，认为研究农民、下岗职工、弱势群体，不是纯而纯之的经济学问，纯而纯之的经济学的学问就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大量的数学模型，那才是经济学，好像关注医疗、教育，在有些人看来不是经济学。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它才是真正的中国需要的经济学。我们曾经说，企业家应当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SA8000的责任，还有企业的信用责任，ICE8000的责任。在这里，我可以套用这些社会责任标准，我认为学者也应当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我曾经试图思考，作为学者还有政府官员他们的社会责任，是不是也可以列出一个条条框框来，就像SA8000标准一样，列出一条、两条、一百条来。当然，作为政府来说，天生就应当是尽社会服务的责任的，这是政府的主要的义务，他跟企业家还不一样，企业为社会创造了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履行了社会责任，但政府、学者天生就应当有更多的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学者更多地为弱势群体说话，一方面是良心上、道德上的要求，更主要的还是理性的思考的结果，说的大一点，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中国的健康的发展，为了中国能够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之路。没有弱势群体地位的改善，可以说就没有现代文明，中国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文明，不可能建立现代中国文明。而没有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也不可能有弱势群体地位的根本的改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既关注弱势群体，又比较关注现代制度建设的原因。因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地位的问题，实际上还仰赖于建立一套现代制度。
总之，我认为需要建立中国的“弱势群体经济学”，需要从关注弱势群体和建立现代制度这两个方面着手缓解中国改革的困境。讲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