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诺斯强调历史和制度因素,而马克思也同样强调历史和制度(生产关系),但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历史的考察,所得出的若干结论,与马克思的学说是相左的。
拿封建制庄园里农奴的劳动来说,马克思认为这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封建庄园主赤裸裸地榨取农奴剩余劳动的一个典型案例,而且这种剩余劳动的榨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只不过劳动力市场上的资本家对劳动进行契约性的雇用所掩盖了。
可诺思则把这问题解释为在产权界定不明晰时,农奴用自己的劳动以换取封建庄园主对自己生命和财产的保护。因此,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不是对农奴的强制剥夺,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人身自由的确立和产权法律的发展。
笔者注:一旦与传统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冲突时,务必要联系实际,独立思考,再作出判断和结论,这是长学问的途径。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不乏真知灼见之处。比如他的产业革命理论,在常人看来,产业革命的爆发,无非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和约翰·凯发明飞梭等之类的技术进步的结果,产业革命似乎是一种突变。可在诺斯看来,则是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这一根本性的变革铺平了道路,那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这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从而降低了技术变革的费用,加速了经济增长。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则可上溯于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新大陆的发现等。总之,产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一次经济革命是农业的产生),是一系列因素长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渐进性的结果,因为历史是绵延不断的,今天是昨天的继续,而制度的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
此外,从方法论上讲,诺思注重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恢复了经济学的优良学术传统。经济学的发展史表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原本是统一的(如斯密的《国富论》),但从李嘉图开始到马歇尔,经济学家基本上只注重理论的演绎,而忽略了历史的归纳,从而使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史逐渐变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分支学科,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也离行如离山了。
中译本序(诺斯)
历史表明,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的可能选择。要理解经济实绩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为从事这项工作提供了一个一般框架,该框架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人口变化理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制度理论。在本书、继而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实绩》(1990)一书中,制度理论得到了最透彻的阐发。该理论集中考察了制度在决定交易费用——交换所必需的考核、监督和实施费用——中的作用。
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序言(诺斯)
由于经济史学家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不能解决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即:既要解释清楚决定和衡量一种经济体系实绩的制度结构,又要解释这种制度结构的变迁,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目的,正是为分析经济史实提供一个新的框架。
专业化与分工是《国富论》的核心问题。然而,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费用,这些交易费用,是决定一种政治或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
为使认识不断深化,理论必须能被证伪,即对理论既可以根据研究中包含的假设直接进行验证,也可以根据从论点中推出的逻辑性假设间接进行检验。
本书是对制度变迁研究的继续。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始于1971年我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增长》,以及1973年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