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人生的经济学均衡，就是意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生的各种“投入”与“产出”的优化过程及优化结果；人生的目标就是追求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实现人生的均衡目标要受到理性水平、信息条件、效用偏好、产品、制度等条件的的限制；制度均衡是实现人生均衡的关键。
关键词：人生 经济学 均衡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现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什么是均衡？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意味着事物处于优化的稳定状态；二是指一种过程，意指事物向优化状态的过渡。
人生的经济学均衡，就是意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生的各种“投入”与“产出”的优化过程及优化结果。
人生目标：追求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
追求总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人类生存本能的一种自然和理性的恰当表现。
其中一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来世者，其一生仅指现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现世效用的最大化；一种是有来世者，其一生不仅指现世，而且也包括来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来世和现世效用之和的最大化。
实现人生目标的限制条件有五个方面。
一、理性限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并不能处处保证最优。由于有限理性的限制，一个人可以实现人生的局部最优，但未必能实现人生的总体最优。
二、信息限制。在现实世界，信息总是有限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的不完善等都是信息有限的具体表现。信息的有限性要求人们在决策时有时只能以次优为追求目标，而不是最优。
三、效用偏好限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偏好结构。每个人都是追求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下的效用最大化。
一个人在一生中，其效用偏好结构是不断变化的。改变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的因素主要有：1、原有的效用偏好结构。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具有路径依赖性，新的效用偏好结构要受到原有效用偏好结构惯性冲击力的影响。2、生理因素。一个人生理条件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其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如有的人得了肝病，则原来饮酒的偏好将会随之改变。3、职业改变。一个人在一生中，职业的改变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一生中可能会改变职业五、六次以上，不同的职业必然具有不同的激励系统，相应一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这时也会一定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新情况。4、社会影响。社会影响主要是指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时尚对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的改变所产生的作用。一个中国人，如果转到美国定居，其效用偏好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出于生活的需要，他只有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同样，由于社会潮流和时尚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即使一个人处在同一国家中，他也会为了适应形势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效用偏好结构。从众行为的普遍性为人们随社会环境而改变效用偏好结构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础。5、自然环境因素。人也是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会为人们提供不同的选择菜单。人们选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适应和改变的过程，在这种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人自身的效用偏好结构必然会随所处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四、产品限制。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有两种类型的产品可供选择消费。一类是物质产品；一类是精神产品。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两种类型的产品都存在稀缺性。
人们在选择消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时，二者存在替代现象。
从产品的消费过程看，产生替代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产品的稀缺性，其次是边际产品消费效用递减规律。对物质产品而言，稀缺性是不言而语的。对精神产品而言，稀缺性命题也是成立的。从绝对消费的意义看，也许精神产品不存在稀缺性，但精神产品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消费的相对性，即人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比较而体现的。“名次”是通过比较而存在的。“价值”本身就是相对比较的产物。有相对性就有稀缺性，所以，精神产品本质上也具有稀缺性。另外，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满足边际消费效用递减规律。所以，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应当存在替代现象。
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看，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替代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贫穷的状态下，会更倾向于以消费精神产品的损失换取消费物质产品的收益。“人穷志短”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穷是罪恶的根源之一。因为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物质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高，而精神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少；所以这时人们会倾向于以小的物质收益替代较大的精神损失。但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物质产品带给人的效用就会减少，消费精神产品的效用就会相对较大，这时人们将会更看重精神产品的消费。人们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誉”，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有些人有了钱之后，会更倾向于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这实质体现的是用精神产品的消费替代物质产品的消费。另外有这样一种情况，虽然有些人非常偏好消费精神产品所产生的效用，但当物质收益巨大时，物质产品带来的效用就会大于精神产品所产生的效用，这时他就会选择用物质产品替代精神产品。如有些人虽然很爱护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但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面前，这些人也就不再讲究“形象”。有些腐败分子就是这样。当然，如果没有稀缺性，也就不存在替代成本，这时，人们不管是消费物质产品，还是消费精神产品，都会追求“多多益善”。当然，“人穷志短”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同时“人穷”也并非一定会必然出现“志短”现象，这也是客观存在是一种事实。一般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必然会尽可能多地消费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存在着不同的供给水平和供给难度，这种不同的供给水平和供给难度决定了人们对其消费的成本大小和难易程度。当“人穷”时，虽然消费物质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高，消费精神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小，但很可能这时“人穷”者要增加消费物质产品数量的难度很大，这时，就有可能出现“人穷”未必“志短”，即“人穷”者转而通过增加消费容易得到的精神产品来增加自己的效用总水平。同样，当一个人很容易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但精神食粮供给相对贫乏时，这时，他会进一步通过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来增加他的总效用水平。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人穷”未必“志短”与“人富”未必“志长”的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
五、制度限制。制度为人的选择行为提供了行动准则和共有知识体系。不同的制度体系将为个人提供不同的行动激励，从而导致不同的人生决策选择。
制度均衡是人生实现均衡的关键。
实现人生均衡，就是要努力克服上面五个限制条件，实现人生总效用的最大化，其中关键是解决制度限制。制度是解决其他限制条件的基础因素。有效的制度既可以有效开发人的智力和潜能，使人更具理性和促使个人消费更健康；同时又可以提高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这里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两个方面。另外，有效的制度也可减少社会的运转成本和信息的流转成本，从而可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所以，制度均衡是实现人生均衡的关键。
制度均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所要求的理想均衡；一种是客观实践所导致的实际均衡。
从理论上讲，理想的制度均衡应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人道性；二是竞争性；三是公平性；四是和谐性。
所谓人道性是指，制度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应尽可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利，制度的着眼点应是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应更体现人性化的要求，应对弱者实现人道主义关怀。制度的人道性是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
所谓竞争性是指，制度建设应当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发展，才会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和生产手段，才会有更好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供人类享受。竞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是不应排斥竞争性的。当然，竞争有不同种类。理想竞争制度应当提倡正当、理性、有限度和有秩序的竞争；而不是不正当、非理性、无限制和无秩序的竞争。只有理性竞争才构成社会前进的动力；而非理性竞争只会导致破坏。
所谓公平性是指，制度应当为每一个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而不能有例外和特权存在。公平是社会的秩序之源和稳定之源。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公平，就意味着将最终失去秩序和稳定。从历史来看，社会动乱大都发生在公平严重缺乏的时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严重缺乏公平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其最终结果是奖懒罚勤，造成经济上的低效率和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当然，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社会不公平问题目前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否则，后果将是严重的。
所谓和谐性是指，社会制度体系应当具有有机性和可持续性，应当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最佳的运行状态。这里制度的和谐性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三是人与自身，即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人与自然长久的共生共存，应当力促人与自然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破坏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人们在利益格局中的合作与协商原则，而不是动辄以战斗或其它破坏的手段来解决利益问题。人与人之间制度和谐的根本前提应当是双赢，而不是单赢或双损。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制度体系有利于每一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
上述理想制度均衡的四个条件总体上是一个有机体系。人道性是制度均衡的目标；竞争性是实现制度均衡的动力源；公平性为实现制度均衡提供了秩序和稳定保证；和谐性是保证制度均衡长期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
当然，理想的制度均衡仅存在于理论之中，而现实中的制度均衡都是大量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实的制度均衡并不总能与理想的制度均衡等同，有时二者相差的距离会相当大。
要实现从现实的制度均衡向理想的制度均衡演进，对强势利益集团的有效制约是关键。现实中的制度均衡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导性。在任何社会权力体系中，总存在强势利益集团，这个强势利益集团对制度演进的影响是巨大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多因素的。基于财产、规模、合作、声望、军事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强势地位。由于强势利益集团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追求者；所以，由强势主导的制度变迁其最终结果必然有利于强势集团。所以，要实现从现实的制度均衡向理想的制度均衡演进，关键是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制约制度体系。但有效制约制度体系的形成本身又受强势的主导，所以任何有效制度的形成，都将面临着一个艰难和二难的选择问题。
从现实的制度演进过程看，有许多因素有助于促进制度体系向理想中的制度均衡状态演进。一是分工制度的发展。分工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分工，而权力的分工本身就有助于对权力的互相制约。当然，分工也有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但分工本身对滥用权力也有制约作用，因为滥用权力对分工各方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二是社会的多元化。多元化有助于制衡机制的完善和建立。三是人类理性水平的不断提升。这有助于利益主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四是社会越来越关注政治权力的改革。政治权力是社会的核心权力，政治权力集团是社会的最强势集团。要实现理想的制度均衡状态，对政治权力集团的制约是关键的关键。五是合作化与组织化的发展。合作化与组织化再加上多元化，将对实现理想的制度均衡起到有效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