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笔者注：承蒙读者和价值中国网的厚爱，《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笔记（一）居然进了本星期的“每周推荐”文章。本来笔记（二）早已上传了的，但由于该文中个别地方的“笔者注”不妥当，所以现在修正后重发。
译者的话（二）（陈郁）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诺斯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完成。根据诺斯本人的论述，这里的“结构”指“制度框架”，“变迁”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而“制度”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见该书P225-226）。
在该书中，诺斯将重点放在三个变量上：（1）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2）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3）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由此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
如果假定国家是“中立”的，根据产权理论，在现存技术、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约束下，在充满稀缺和竞争的世界中，解决问题的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竞争将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替代无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为此，人类在不断地为降低交易费用而努力着。有效率的产权应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这将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并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不然的话，将导致交易或契约安排的减少。
笔记注：这里的“中立”，指国家对经济不施加任何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这里仅仅是假设。“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否则，“拣了芝麻袋里装，丢了西瓜又何妨”之类的“公共地”悲剧，会一再重演（这里的芝麻指个人利益，西瓜指国家与集体利益，国有资产为什么会流失？郎咸平指出与抨击了我国这种现象的严重性，但却开错了药方）
但因为国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所以，在诺斯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内在活动倾向，又要能说明历史上的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而这一点，通常为人们所忽视。
笔者注：因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体到一个地方，也是如此。
国家理论首先要说明国家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政治学中不乏这样那样的学说，但主要有两种：掠夺论（或剥削论）和契约论。掠夺论（或剥削论）认为国家是掠夺或剥削的产物，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契约论则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显然，这两种学说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佐证，但它们均不能涵盖历史和现实中的所有国家形式，因而是不全面的。
从理论推演看，国家带有掠夺（或剥削）和契约两重性。因而诺思倡导有关国家的“暴力潜能”（violence potential）分配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的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性（或剥削性）的国家，由此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即掠夺者（或剥削者）和被掠夺者（或被剥削者）。
笔者注：上面一段话相当精彩，笔记甚为赞同。
在该理论的导引下，诺思构造了一个有关国家的新古典理论。他认为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三是，面临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所以，国家有两方面的目的，它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这两个目的是相互冲突的。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冲突并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的行为的出现，国家由此兴、由此衰。
笔者注：上面一段话，既说明了国家存在的理由、政府的职能，也说明了国家从而政府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对其加以监督和制衡。
但产权的充分界定和行使以及对行为的考核，是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一个社会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以使社会得到稳定。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成是寻求社会稳定性的灵丹妙药。因为简单的（注意：仅仅是简单的）成本-收益算计无法解释克服“搭便车”的行为，也就无法进一步说明制度的变迁。为此，制度变迁的研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与人们有关世界是否公平的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评判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之不符，人们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质。但成功的意识形成必然是灵活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和更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
笔者注：联系一下实际来看，上面一段话，说得实在太精彩、中肯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的道理所在。
至此，诺思完成了与其制度变迁理论的全部分析框架，并用这个分析框架解释了人类的全部经济史。尽管诺思的研究范围超出了纯经济领域，但他的基本方法则是纯经济的。君不见，产权的界定和行使取决于成本和收益，国家的兴衰也受制于斯，甚至意识形成的作用，也是为了使收益最大化。这再次证明了经济学方法对于分析人类社会的许多历史、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问题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