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老是我敬重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文章深入浅出，直指事物的本质，是笔者经常拜读的。只是近来读了刘先生发表的长篇谈话《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总感到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要说，鉴于问题的重要性，笔者也就顾不得礼节与学识了。一心想着直书胸臆，辩论是非。错误之处，还请刘老与诸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
纵观全文，我感觉刘老谈话的方式是意识形态化的，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意识形态的标准，谈论具体问题的是与非。只是这种方法的使用需格外小心，历史上它曾带来不少悲剧。不仅不利于不同政见、观点、主张的平等讨论合理竞争，而且常常把许多符合实际、行之有效、利国利民政策主张，当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批判讨伐，致使国家的政策制定、意见选择不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波谱尔早就指出过，那种以民族阶级角度出发判断思想观点正误的意识形态方法，最终必然导致非理性主义。因为它不是根据思想观点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评价，而是根据提出观点的人，人又被分成敌人和朋友、占有理性的少数人与不享有理性的多数人[波谱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下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迭出，实践举步惟艰，人们陷入困惑，意见分歧增多，一些人主张国企应这样改，另一些人主张应那样改；一些人在文化体制改革上提出这样的观点，另一些人提出与之相反相异的观点，这本是十分正常的。由于知识经验价值观的不同，所处社会地位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社会事物、现象，不同的人持有完全不同乃至相互对立的观点，实属必然。人们在强调自己观点正确合理的时候，给这一观点加上“善（好）的”、“科学的”、“辩证的”、“合乎规律的”、“进步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定语，给对手或与之对立的观点加上“恶（不好）的”、“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违背历史规律的”、“资本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等等标签，这只能看作是为强调自己观点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他人观点的不合理性与错误性，而加重语气的一种做法，并不能对具体观点的正误判断提供任何帮助。当年，马寅初先生限制人口的主张，就曾被贴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主义”的标签；三自一包的农村经济政策，就曾被戴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帽子，而人民公社的政策主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思想观念，又曾被冠以“社会主义的”、“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的”等等称号。现在看来，贴上漂亮标签的政策主张不一定是正确的，而贴上丑恶标签、戴上反动帽子的观念主张却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
去掉一些抽象的定语，刘老在这篇讲话中具体意见是不是这样：（1）大学教学不能既学习传统政治经济学，又学习现代经济学，搞双轨制，实际使人们不学习传统政治经济学；（2）有些人出书谈论什么是经济学，只讲现代经济学的内容，不讲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这是不对的；（3）应该将传统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内容揉合在一起，将其命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一些合理的有用的精华的现代经济学内容已经添加进去了，因此不用再称“西方经济学”，直接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可以了。（4）一些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只受过现代经济学知识的训练，没有受过传统政治经济学教育，由他们完全主持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是不行的；（5）一些学校的负责人信奉现代经济学观点，重用鼓吹私有化的教授学者，这样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由他们掌握教育及科研部门的领导权是危险的。这些意见既有理论问题，也有政策建议，本是现实具体、简单明了可以辨出是非的问题。谈论这些问题就事论事，不戴意识形态高帽，可以谈得很好，共识也能够达成。一旦戴上高帽子，不仅容易使人义愤填膺，还容易因为价值观上的无谓争辨，干扰人们对于具体问题的理性判断。
拿公有制与私有化这个意识形态分歧最大的问题来说吧。确实，国企改制问题多多，改制过程中清吞国有资产的事亦时有发生。只是有一点必须清楚：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不是改制改掉的，而是在充满机遇、市场开放、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迅速的大好经济环境下“发展”掉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一些国企并没有改制，好端端的企业，时间不长就由利润颇丰变得没有利润，变得发不下来工资，最后则是固有资产流失、银行负债累累；一些国有企业是国家不久前投资建成的，但企业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时。对于这些迫在眉睫现实问题，对于这些令实践者倍感焦虑和头疼的问题，只有切实解决了，至少是拿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才能保得住现存国有企业，才谈得上坚持公有制原则，才能够有力回击形形色色的私有化观念。当年，人民公社体制困难重重、问题多多，尽管我们天天唱“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就是藤上的瓜”，天天说“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天天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是，由于始终不能解决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问题、农业的生产效率问题乃至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还是难以维持。78年之后，农民群众中出现的承包观念、分田单干观念，是自发形成的，是通过一次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萌生的，不是“三自一包”观念传播影响的产物。同样，今天许多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中出现的公有制观念淡化、私有制观念上升乃至鼓吹的现象，也是现实因素所致。是一筹莫展的实践让他们困惑，是一次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令他们对固有的观念产生怀疑，是一次次成功的尝试使他们选择新的观念，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宣传教育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观念及其原理对于多数领导干部和百姓来说，依旧是陌生的，仅仅知道一些名词罢了。
正像一些同志包括刘老在澄清自己观点时常说的，“我们反思改革，并不是反对改革”，这句话很好的说明了意识形态高帽与具体意见的区别。如果我们将加在不同意见主张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定语或大帽子忽略不计（因为这些东西多是自封的或他人免费赠送的，是否合适尚需研究），只谈论具体的观点和问题。如果你的“社会主义主张”指的是：大力投资兴建国有企业，增加国有企业的在各行业的比重；银行不能让外资控制，电信业不应拆分，重要行业不能让外资和私人资本染指；你的“资本主义观点”指的是：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将国企转为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企业，中小企业干脆卖给私人，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导改革实践等，与前者不同乃至对立的政策主张，这可以讨论，也应该争鸣。如果刘老的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一些高校和研究部门的领导权已经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具体指的是：现在的大学已经不大用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授课，主要用现代经济学（亦即主流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教材教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灭亡，市场经济必然被计划经济取代，公有制消除了剥削，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已没有教授愿意讲（实际是没有人愿意听）；大学教授多是受现代经济学训练的海龟派，学校的校长主任也多是由这些人担任，应该由国内培养出来的原来受过传统政治经济学训练，后来又接受的市场经济理论观念的人担任。刘老所谓的不应该搞教材双轨制，应该把现代经济学理论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并入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具体意思是不是说：应将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值论，利润源于剥削与利润源于企业家的创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被公有制生产关系取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普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不同的观点和原理辩证的融合为一个整体，统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此作为大学的教材。如果是，这些具体的意见主张都是可以讨论，也是可以辨明的。
二
刘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指什么，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阐述的观点？是剩余价值理论（剥削理论），是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必然性的理论，是公有制生产关系必然取代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理论？还是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论证计划经济优越性，揭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客观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是这些东西，不少已经被现实否定。另外一些，作为理论观点还需要结合马克思之后150多年的实践进行再探讨。党的初级阶段理论，其实质就是对传统的教条的社会主义观念及其实践的否定。马克思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的理想，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观念，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超越了历史条件，脱离了现实可能。引进外资、放开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发展、重建市场经济，确立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的新观念，这些实践及其理论已经超越了马克思当时的认识。而我国社会的体制转型，更是从教条的社会主义观念指导下建立的公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现代经济学观念指导下私有制企业占相当份额的混合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倒退”，这是从超越历史条件的盲目冒进向符合实际条件的“退耕还林”，是还社会发展进程以本来顺序。如果我们一边发展市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一边又在大力宣传和学习以揭示市场经济弊端为宗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又在天天研究最终消灭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做显然前后矛盾，言行不一。现实中所以常常出现“端着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正是我们意识形态倾向（亦即价值倾向）与实践行为取向不协调的表现。
中国的改革的确不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是在计划经济模式遇到诸多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大胆的改革实践，大胆的理论创新，摸着石头走过来的。后来，所以出现了学习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热潮，是因为学习东欧的改革经验，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人们惊奇的发现：许多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长期没有答案的问题，许多我们费尽气力模模糊糊探求到认识到的东西，不少竟是现代经济学早就进行过深入研究，且已经有了公认答案的问题；我们通过一次次失败，好不容易发明和完善的生产关系体制，不过是市场经济国家早就实行过且已经发现其中的弊端、并有了更新的替代办法的过渡性的东西。理性告诉人们，要使我们的改革更具远见和科学性，就必须借鉴反映市场经济实践、有着近百年发展历史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因为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建立且已经总结出无数经验教训的制度。现代经济学作为这一制度经验教训的理论总结，对于我们建设市场经济社会，自然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吸收，且远远的超越了当时的西方经济学。但是毕竟，传统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50年以前，资本主义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也已经获得了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新的形势，新的条件，使我们对马克思的个别结论个别政策主张，做出了符合实际的改变与突破。就是马克思再生，他也会吸收借鉴150年来人类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会面对150年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实践，提出新的思考与主张。君不见，仅仅过了25年，恩格斯就对《共产党宣言》这一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说过这样的话：“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关于共产党对各种反对党派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所有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况且，我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传统教科书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对马克思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与理论产生的问题境况缺乏深入的了解把握，因而没有能很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斯大林模式教条主义和极左观念的影响，从57年开始直到78年，我们理解和阐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僵化、极左化与教条化，成了为一大二公、单一公有制、平均主义和脱离实际的计划经济模式作注解的工具。它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计划经济必然取代市场经济的结论，私有制生产关系必然灭亡等等观念，实践证明已远远脱离了实际，不再令人信服。今天的实践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传统政治经济学力图消灭取缔的生产关系模式、经济运行体制，恰恰是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奋力重建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大力宣传提倡并为之辩护的众多左的政策主张与价值理念，正是我们力图克服、批判和唾弃的。因此，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现实中国的改革实践，就如同用制造马车的图纸指导人们生产汽车一样，是拿错了图纸；亦如同用禁止旅行出游的禁令指导人们旅行出游一样，是取错了令牌。形势比人强，实践的飞速发展，使得我们不得不放弃业已过时的论证计划经济合理性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反映市场经济实践的现代经济学。尽管这是痛苦的，然而确是无奈的和必须的。
一位网友关于现代经济学影响上升所写得一段话很好的表达了我这里想说的意思：正像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回答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面临的问题一样，今天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影响力上升，根本原因在于它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设计市场机制、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如何设计税收制度、如何打破行业垄断……事实上，人们曾经怀着非常虔诚的愿望，希望从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结果却常常令人失望；当我们第一次在西方经济学课堂上得知，西方经济学能够解释社会中如此多的现象时，那种震撼是难以名状的。我们选择西方经济学，实在是一种无奈。如果现有的理论能够解决问题的话，人们为何还要花这么大的力量去阅读英文的文献，推导复杂的数学模型。在80年代初，人民大学甚至出现争相传阅手抄本西方经济学书籍的现象？如果全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理论”，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洪三民]
不同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具体说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等等都是不同乃至对立的价值观。理论家为了理论的彻底性纯洁性，需要划清不同观点的鲜明界限，也常常将自己倡导的观点倾向强调至高于一切的地步。但是，从事实际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政治家却不能如思想家一般极端，他们需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保持不同价值倾向与价值追求的均衡与张力。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与纯之又纯的资本主义，绝对的集体主义与绝对的个人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与极端国际主义，在现实政治中是不存在的，也是极为有害的。资本主义各国如果不吸取肇源于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的诸多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各国如果不吸取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竞争具有合理性等资本主义观念，资本主义战后的繁荣与社会主义今天的高速发展，都是不可设想的。如果不是摒弃了那种将个人正当利益追求视为与集体利益水火不相容的左的集体主义观念，建立起以尊重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模式，如果不是破除了狭隘的民族自立观念，走国际化全球化的对外开放道路，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何以会有今天这样的惊人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