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梁小民先生论述了富民与强国的关系，以历史事实阐述了富民与强国之间的事情。他认为富民虽然只是统治者不得不"让步"的手段，但却是国家富强的基础。没有富民，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富强。而富民的方式几乎都是"无为而治"，"毋烦民"、给予民众休养生息、自由放任地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这是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自由主义又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因此又再需要政府与国家的干预---但国家的干预又给予国家机构滥用权力的机会。由此，梁小民先生得出结论：民众自由从事经济活动与国家的干预作用都是需要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同时国家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两个因素都不可缺少。思考至此似乎已经得出完满的结论，因为两个因素都被证明是需要的、不可缺少。但是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难以满足这样的结果，因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国家到底如何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它是否构成了对社会经济自由活动的约束甚至禁止？按梁小民先生的观点，富民从对民的"自由放任"中来，而国家因素的作用是否构成对这种民众自由的"侵犯"？如果是，那么这样的结果是否导致社会经济的重新衰落？因此，梁小民"两个都要"的调和论还存在太多问题，如果搞不清国家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致使社会经济不断地陷于"皇朝更叠"式的"兴衰循环"，那么这种调和论就没有什么进步意义了。我们要搞清楚国家因素到底应起什么作用，它到底是否一定对民众的自由经济活动构成否定？实际上，国家作用并不能是超市场性、超社会性的，它同样必须要遵循人类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比如民众需要"无为而治"才能产生出有效的经济活动，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而国家的作用并不是构成对这种强大活力的否定，相反，应该是起到维护这种强大活力的制度基础的作用。自由放任有可能导致垄断利益，但垄断利益就已经违反了自由放任的理念，因此需要国家力量去破除这种垄断，还社会以"无为而治"的自由放任基础，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财富，国家才能有力量去办它想要办的事情。因此，民众的自由放任和国家的作用与利益并没有什么矛盾性，它们是一致的，并没有构成互相之间的否定。但实际上国家的作用往往不是这样，它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即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抑制民众自由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的作用，这样的国家行为不是公平的国家行为，而是使社会更加畸形化的行为。于是，在社会经济活动越来越衰弱，民众越来越贫穷的情况下，国家最终走向崩溃，从而产生"皇朝更叠"的历史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对比梁小民"两个都要"的调和论，我只需要一个，即自由放任的"富民"，国家则在为富民提供服务、为社会的自由活动与发展提供服务的条件下获得收益，获得存在的资格与理由；当社会产生垄断利益而致使民众穷困时，国家就应起来打破这种既得利益性质的垄断利益，还民众的富裕基础，即自由放任。――黄焕金http://hxhhj.nease.net/dgbsgzl.rar】
经济史话：在强国与富民之间
2006-01-26 14:52:33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西汉初年，国弱民贫，统治者们不得不选择了无为而治的富民政策，于是有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汉武帝在富民后走上强国之路，但也成为了汉朝全面衰落的转折点。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都经历了这种盛衰周期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希望强国并富民。不过由于国是自己家的，所以强国之心甚于富民。在他们心中，富民仅仅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而且，富民往往不是自觉的，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新王朝建立之后被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让步政策"的由来。读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这一段历史，印证了这一点。
秦王朝用横征暴敛、扩张战争来实行强国之梦。当时的田租高达产量的三分之二，口赋(人口税)每人每年1000钱，全国400万男劳力中300万被抓去服苦役或兵役。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强国当然不可以持续下去，秦二世而亡是惟一结果。
取代秦王朝的汉朝面对的是经过战争浩劫、人口锐减、经济崩溃的局面。据《汉书》记载："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甚至"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在这种困境之下，哪能谈得上强国？当时的有识之士陆贾、贾谊明白这一点，治国之臣萧何、曹参明白这一点，开国之君高祖刘邦和以后的文帝、景帝都明白这一点。强国必先富民，富民必须"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自由放任。这正是西汉初年的黄老无为而治之道为本的让步政策的社会背景。无为而治不是不想治，而是治不了。让步是逼出来的。
从汉高祖刘邦以来的富民让步政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汉文帝所说的"欲为省，毋烦民"。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不为强国而增加政府支出，让百姓正常生活。这种政策的基础还在于发展生产。封建社会中农业是天下之本，这就有"重农抑末"的政策，"末"是指商业。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最重要，这就要让更多的人能成为劳动力。例如，让军人转业，按军功分配田宅和免除徭赋；解放奴隶，每个人可获得20-30亩土地；对聚保山泽的土匪实行赦免，并给以田宅；鼓励生育，生孩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这些政策使农业生产恢复并发展。
鼓励生产还要轻徭薄赋，即减轻农民负担。汉高祖时就把人头税从每人每年1000钱减为7－14岁每人20钱，15－56岁每人40钱；把田租从三分之二减为十五税一，景帝时又减为三十税一，其间文帝时还免除田租十二年。劳役是农民另一项沉重的负担，汉初把成年男子的服役时间减为每年不得超过30天，文帝时又让列侯离开长安到分封地就国，以免除"吏卒给输费苦"，还把服役的次数改为每年一次。
与此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文帝下诏把原来归国家的山林川泽开放，允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并开发渔业资源。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又采用曹参"勿扰狱市"的建议，即允许商品自由交易。从事盐铁的生产与交易取消过关卡所需要的"传"(凭证)，允许自由流动，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汉初增加生产的同时减少政府支出。一是不大兴土木。萧何修建未央宫的计划受到刘邦批评，惠帝修长城分期进行，文帝以节俭著称，倡导节约之风，反对建露台。二是不治陵墓，不许厚葬。三是对外不用兵，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这才有昭君出塞)，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南越王赵佗的分裂活动。
这些富民政策造就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时代---文景之治，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初年的70余年间，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史书称赞"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史记》中的记载是："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与秦王朝和汉初的惨淡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仅仅富民而国不强亦非治国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仅仅有经济增长而政府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会难以实现和谐发展。文景时的无为而治引起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户进行土地兼并，失去土地者流离失所，加剧了社会矛盾。二是对匈奴的忍让、和亲，使匈奴力量壮大，成为汉朝的威胁。
这些内忧外患使政治和经济政策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调整的总目标是从富民走向强国。
调整政策的使命落在汉武帝身上。汉武帝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与此相适应，思想上放弃黄老之学，独尊儒术；在经济上包括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制农具与牛耕)和生产技术(代田轮耕制)，兴修水利，抑制宗强，实行屯田制度，盐铁专卖等；在对外上打击匈奴，团结西域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
但在这种转变中却有了司马光所说的"亡秦之失"，包括政治上的专制和独裁，军事上征伐过度，生活上穷奢极欲。想想看，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达43年，仅仅一个上林苑就周长400余里，园中的奢华自不必言，封禅泰山达6次之多。有多少钱，够这样挥霍？所以，武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之君，但也是汉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汉朝就走向全面衰落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都经历了这种盛衰周期。王朝初期以富民为目的的自由放任形成全盛，但富民之后的强国则成为衰落之始。中国历史在盛衰之中交替，但社会总体处于停滞状态。富民往往是被逼出来的，这就造成乱世长于治世。
现代社会也有富民与强国的问题。不过，我们消灭了封建制度，也就走出了这个历史周期的怪圈。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同时国家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可以同时实现富民与强国。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