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
不久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一句“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引起了舆论媒体揭批经济学家的兴趣。甚至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也飞快发布调查数据证实： “不超过5个”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而备选的经济学家中只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人的公众信任率超过10%。一时间雨欲来来期刊杂志上吐沫横飞网络世界里讨伐不断，仿佛经济学家误国殃国似的。
兄弟不惜遭受众网友责骂，但是我还是要指出：如果吴敬琏都不能算作合格的经济学家，那么经济学家在世界上大概不会超过5个。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态限制，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学者无法像曼昆、斯蒂格里茨那样获得最优的经济生态研究资料从而有创造性的贡献。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里面，吴敬琏、薛暮桥、孙冶方和于光远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丝毫无愧于中国和人民。要知道，在中国的体制下，经济学家提出和政客不一致的观点是需要勇气的，有时甚至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但是，风雨如晦刚刚过去，吴先生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市场经济概念，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么？
经济和法治是社会和谐进步的两个轮子。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裹足不前，这就导致了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无法并肩作战。本来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社会效率，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法学家关注的则是社会公平，即怎样使得蛋糕分割合理。经济学家对自己的数据负责，法学家对自己的判断负责。现在很多人责难经济学家，彷佛社会分配出现的问题全是经济学家造成的。
不久前，家宝提出了“穷人的经济学家”概念（不是他原创），我对此的看法是不同的。这个观点表明经济学家还有为穷人服务和为富人服务之分，这大概也是中国特色吧，向所未闻也。难道“富人的经济学家”就对穷人心如毒蝎漠不关心？我倒是认为把经济学家分为大众的经济学家和腐人的经济学家比较合理。
我们不应该责难富人而应该怒骂“腐人”。不是我们富人太多，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富人太少。倒是那些官僚官倒红顶商人这样的“腐人”比较多。为这些腐人利益辩护的经济学家是无耻的，为富人辩护的经济学家是光荣的。
因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全部富裕共同富裕，所以我们不但不要仇视富人还要歌颂富人，歌颂那些通过自己奋斗获取财富的人，并且充分保障他们的财富私有权。对于那些通过勤劳和智慧取得很高收入的人，比如教授、企业家，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就业增加了税收，是他们为中国的强大作出了贡献，是他们为中国崛起带了了活力。反而那些依托腐败的体制利益既得者，我们要向他们开枪。那些靠权力寻租发达起来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罪人。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当地政府拿地要比别的企业便宜的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企业几乎不用经营管理照样可以挣钱。他这样的富人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要打击的也就是这种富人。但是这种富人的出现和经济学家没有任何关系。
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了，我们对吴先生的观点也就不会误解了。吴敬琏曾经说：“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应该反思：追究是谁导致了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两极分化的出现和加剧。
对于社会公平，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他们不可能要求重新搞大锅饭，这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不通，而且大家也不会愿意。而且现在庞大的体制运行，需要经济活力来支撑需要巨额税收来润滑，中国经济不能停滞。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像在薄冰上疯狂舞蹈的舞者，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而是他们无能为力。中国的经济发展掩盖了很多矛盾，现在的稳定是因为大家还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分割到利益（虽然有重寡不均的问题）。如果经济不再发展大家尤其是既得利益阶层不能从中获得好处，那么中国的问题就变得很麻烦。现在社会中“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已经很严重，这难道不能说明什么。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洞若观火，但是这个问题不是经济学家登高一招就可以解决得了的。不是有个女士因为敢于讲真话到了他乡么。所以我认为，经济学家关注效率的自身定位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还没有走上法治的道路，因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证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知道在法治社会中，政府的权力是受到约束的，政府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现在很少有人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横挑鼻子竖挑眼”，意见主要集中在了分配上面。而且大家都清楚知道现在的分配是有问题的，比如政府有些时候宁愿杀贫济富来满足税收的需要，这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之所以要对经济学家宽容一些，就是因为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决策体系中几乎微不足道。比如，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对民营企业要给予国民待遇，但是决策层沉吟不语。大家对经济学家的指责，让我想起了北方的一句俗话：毛驴不走怨缰绳。
经济学家最大的使命是关注中国经济和谐快速发展，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然后由政府进行第二次分配。但是，在中国非充分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事情是变质的。比如各种类型的企业不是在一个起点上竞争，银行对各种类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不一，政府对外资和国企的青睐，这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效率，而且会极大改变初次分配。经济学家对此难道不知道，甚至三岁孩子都知道。可是经济学家除了发出呼喊，又能做些什么？不是经济学家没有良知，而是我们体制根本没有给予他们足够发挥良知的空间。
所以，我说一味指斥经济学家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回避问题的圆滑手段。我们的体制是对上负责不是对下负责的，体制问题不是学者可以改变得了得。经济学家可以建议政府关注弱势群体，政府可以不采纳他们的建议。我知道，中国的法学家也屡屡提出相关建议，但是又有多少得到重视？！不信你们可以翻翻每年的人大复印资料。
香港的教授当然可以对大陆的经济学家指手画脚，因为他根本不必考虑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选民的选票会决定政治家关注应该关注的东西。香港的法学家法官也会始终瞪着眼睛看社会是否有分配问题，是否伤害了正义，在香港有一个比较规范的彼此制约。但是中国却不行，中国的经济学家始终在前面冲锋陷阵，猛然回头发现法学家没有跟上来，结果出了问题就成了经济学家的过失。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认为：与其责难经济学家，不如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让经济和法治和谐发展，这是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键环节所在。在一个政治决定经济的国家，经济学家作为替罪羊是悲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