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按：参考消息.2006-1-17(15)有一篇题为《中国改革，谁来支招》的短文，讲到有法学界人士提出：如果说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把蛋糕做大的话，那么法学家的任务是把蛋糕切好。并认为，现在是法学替代经济学，成为显学的时候了。本文拟在综述该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略陈自己的看法。
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自启动以来，至今已近30年，但如今社会各界对深化改革路径的分歧，甚至比上世纪70年代末更深，原因在于改革能够使各阶层“利益均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更深了比如说，中国改革近30年来，速度是惊人的，GDP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一直名列前茅，但另一方面，现在中国也出现了大量问题：如三农问题，两极分化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问题，下岗问题，腐败问题，等等。
文章说，过去十多年来，由于经济学家在效率优先的思想指导下所建议的一系列做法，对公平有所忽略。最近围绕着经济学家而产生的争论和风波，实际上是有关深化改革的更为深层的争论漩涡的余波，这种深层辩论其实自从中国改革启动以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今后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关键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必须由法学家对以往的法律进行重新清理，注入公平的观念，让民众恢复对法律的信心，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和尊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路径，实际上是要完成从政策之治向法治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人治向政治之治、再从政策之治向法治的转型。因此未来改革更需要法学家发挥更多的作用。
《荀子·礼记》中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卡，是礼之所起也。”这段话相当精辟地说明了，为何要对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予以约束。
实际上，根据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观点，“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P226） 因此，制度、法治，从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对象，绝不能因为在中国，曾经被忽略而否认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作用。正如该文所提到的：无论什么时候，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作用，都同等重要。做蛋糕需要大家动手，分蛋糕，更需要全体成员的监督。
事实上，不少从事经济研究的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如杨小凯（已故）、钱颖一、吴敬琏等，早已把研究的视角从纯经济领域转移到宪政和法治。比如说早在2000年底，吴敬琏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潘圆采访时，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中国青年报》2000年12月29日），并十分生动而形象地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话来比喻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方向……”。
在读有关经济学的著作和文章时，本人发现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斯密是这样主张的：经济人自发的经济行为会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是自由放任。
但仔细一读斯密的原文，发现这样的理解与斯密的主张是存在不少差异的，甚至可以说把人家的精华都给丢掉了。比如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亚当8226;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52）由此可见，斯密并不认为人可以为所欲为，而是“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听其完全自由”。
在本人看来，市场经济的诞生是有条件的，而这条件就是“法治”。类似地，“法治”的诞生也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前提条件，在本人看来，就是“民主政治”。然而，民主政治的产生，必须依仗于政治体制改革。窃以为，这正是当前中国问题的症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