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的多年公益经验和游走于官方和民间的特殊体验，使他成了公司慈善的专业操盘手徐永光的办公室里挂着南怀瑾的一幅字：“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对徐永光来说，从当年的希望工程、后来的“青基会风波”中全身而退已是旧事，如今他有了一个新身份和新事业：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说话就和他的长相一样没什么棱角。不过离开体制内之后，他不需要再说正确又乏味的话了。当他这样开口的时候，的确有意气风发的意思：“南都公益基金会一定是对希望工程的超越，而不是复制。说超越，我是有理由的——这会是一个标准化的基金会，标准化的散财样本。”1997年，徐永光提出给希望工程划句号。当时白岩松问他，老百姓希望你们万无一失，怎么办？“我想万无一失的事情不能再干了，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我当时就说，怕下地狱，就在希望工程现在还好的时候把它供起来，就是最大的成功。”从2006年开始转而加入由企业家发起的非公募慈善基金，徐永光并不就到了“天堂”，也不能回避“万无一失”。aihuau.com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和理想主义，但他的谈吐中也增加了企业、投入回报、“公益创投”等字眼。南都基金会的运作类似商业投资机构。在“新公民学校”——南都名下用于解决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项目中，南都基金会将提供超过3亿元的资助金额，以项目招标方式捐建100所新公民学校，并帮助学校“自助和可持续”，不再依赖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投入。
你可以把这称为“这是希望工程的升级版”，希望工程为许多偏远山区的农村儿童解决了上学问题，而新公民学校关注的对象是进城农民工子女。但徐永光坚持说，南都基金会有自己的创新点，“这个创新点希望工程是没有的。”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新意。以下为徐永光自述： 私人基金会我和南都房地产的周庆治周总是温州老乡，我们是在1990年认识的。当时他在珠海工作，我正好出差到广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刚刚从团中央组织部出来，开始做希望工程，他也刚刚下海。虽然是两条不同的路，但是都是创业阶段，所以很有共同语言，之后一直有交流。到2005年底，正好庆治把南都房地产卖给万科，拿到37个亿，通过一次并购彻底实现了财务自由。这个时候他就有钱拿出来做公益，我也刚刚从中华慈善总会出来，想做点事情。我们算是殊途同归，是两个人的缘分。这样能够高度契合的缘分不多。散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7年5月11日，民政部发出《南都公益基金会设立登记的批复》，这和我们当初预计的“2006年3-4月向民政部递交注册申请，2006年6月机构挂牌”的预期相去甚远，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话。冯仑的新书《野蛮生长》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我有一个朋友注册一个一亿的公益基金，他把钱拿到民政部，民政部蒙了，这个人拿那么多钱想干嘛？最后这件事情到了国务院，最后是国务院副总理批的。而且这个朋友为了做这件好事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注册办手续。就像做一件赚钱的事一样，要搞这个，求那个，最后才批下来。”因为等待批复的过程比较长，我们正好错过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黄金时期，这是个损失，不过也正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比较从容地对机构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分析。庆治是个很冷静的人，他说，“我从来不认为填写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聚财和散财同样需要能力。我想的最多的是探索回报社会的最佳方式，我把它看作第二次创业。”事实上，基金会的定位有三个：一个是急功近利的基金会，就是说恨不得拿钱换回来好处更多；第二是公司发展战略型基金会，这是公司基金会的正常定位，大部分公司也期望做这种；而南都基金会现在不要宣传企业、不要宣传个人，就是追求一个社会理想，这样的基金会在国外基本不叫公司基金会，是私人基金会。像克林顿、盖茨、福特，这样的基金会已经不是公司基金会，是私人基金会。南都基金会说到底，如果给它定性，就是私人基金会。最近我们在上海开理事会，有一个理事还说，永光，是不是不叫南都基金会更好？庆治也跟我谈，不要叫公司名字，我们再想一个名字。不过我想不出名字来，再说反正私人基金会和公司名字一致也是一个惯例。将来会改名吗？没有必要。就类型来说，我们一开始就打算做资助型基金会，这个非常明确。美国有56,000多家基金会，总资产近5,000亿美元，其中私人基金会约占85%，公司基金会约占5%，面向公众筹款的社区基金会资产还不及基金会总资产的10%。私人和公司基金会主要是资助型的，社区基金会兼有资助型和运作型。为什么要把钱给别人花而不是建立自己的渠道？非常简单，明年我们的预算是1800万支出，你想想，自己花1800万得多少人去花？你自己养人花钱，还不如找人花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要成立基金会，我说你一定要找人花钱，一定不要自己花钱。第一，我要选择最好的项目、最好的机构，我才给你钱。而我们自己要生出这么好的一只团队来，很难的。你把钱给它，高效率运行，这也是一种整合——我有钱，你有队伍，就在一起。第二，我把钱给了你这个项目，每个项目都要评估的。如果好，就稳定合作。如果不好，那么以后就不再给它钱。这样你自己也有纠错的机会——如果你自己做渠道，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你就自己背了。现在确实有人说，民间组织能力也不强，把钱给它们花不如自己来花。这个不对。民间组织弱，正好我们有责任帮助它们成长，你给它一些资源使它能够成长得好。弱就不给，不是更弱？中国的民间组织要强起来肯定有一个过程。南都现在做的事情一定是对希望工程的超越，不是复制。它有自己的创新点，这个创新点希望工程是没有的。首先，南都基金会的架构容易理顺；第二，不存在运营费用的问题；第三，也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南都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同时有独立监事来监督基金会的运作。在理事会下设专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资本运作基金会的本金。运作产生的收益则由专门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分配。怎么判断这些公益投资的效益？当然是社会效益，不过资金收益也能算得出来。比如南都基金会投一个新公民学校，才150万-200万，那么这个学校它自己将来要从社会每年动员资源可能上百万，这么算，他十年动员一千万。这个机构自身会动员上千万资金进来用于孩子的教育，那么你的投入回报率很高。风险？风险就在于不知道将来会做成什么样。我建还是好建的，建完了以后，它们将来的发展怎么样，这个机构未来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不能有能力动员社会资源进来。我不能建个学校成了包袱，或者建了以后它活不下去了，那样我就失败了。所以，到明年计划要建10所新公民学校，看来任务艰巨。要降低风险，就要监管。对于新公民学校，最重要的监管就是会计，由我们指派或者由我们找第三方来给它进行服务。校长做教育，也管钱，但是不会他说了算，有一个外部监督，这是规避风险的措施。新公民学校将来的发展靠的就是社会对你的信任，你的财务透明规范才会支持你。如果有一个校长里面自己捞钱，那将来一暴露，完了，整个新公民学校计划就崩溃，就砸牌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