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找到了认为需要解决的现象，你就以自己所知的理论作分析，有了大概的答案，就以假说的形式来处理，再到市场搜集证据，印证自己提出的假说是否被推翻了。这样，博士论文就是一级的。（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1999P18）
价格是消费者在边际上愿意付的最高代价；因为人的行为是那样的，所以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1999P23）
两招基本经济原理：第一招，自私的假设，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皆毫无例外地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的利益。第二招，需求定律，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其需求曲线都皆毫无例外地向右下倾斜。在解释世界的经验中，我从来没有用过上述以外的两个招式。（读不懂的浅学问，1999P27-29）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是世界之冠，升级单论研究成就，不论教书教得怎样。我问“文章要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曰：“可以的。”我逼着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弗里德曼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衡量学术的困难，2000P38）
邓小平先生的改革重点，是以社会主义之名来推行私产及市场。我自己见退休在即，很想在国内搞一个出版社，将余下的日子介绍老外的知识到中国去（在这方面我可以办得很好）。但一查之下，在大陆开出版社是不可能的事。美国的传媒惯于“颠覆”自己的政府。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而要下台，克林顿的“性”新闻搞了一年多，都是传媒的忠实所致。（新闻何价，2000P69-71）
因为中国不再搞什么“思想教育”，近几年那里数之不尽的优质学生学得很快。无论中、英、电脑、金融、普通常识，皆非吴下阿蒙矣！（上海势将超越香港，1999P89）
见到人民币的灰、黑市汇率低于官价，就认为若取消汇管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是浅见。如果中国大事开放金融，你说人民币会贬值还是会升值？我的注码是赌会升值的。自由贸易，数以亿计的以刻苦耐劳而知名于世的廉价劳动人口，怎可能斗不过老外？是的，多年以来，我就有这样一个信念：中国人的竞争力非同小可，只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大杀三方应该没有问题。假若中国能做到上述“解除”、“开放”（金融）、“自由”，我愿意十赌一赌人民币升值。（人民币需要贬值吗？1999P95-97）
十多年前有两个大问题，解决不易。其一是私产当时不容易被接受，要靠“承包制”那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间接地搞私产；其二是特权分子不肯放弃他们的权益。现在这里提出十个建议……这些建议可不是我发明的，它们都有历史经验的支持，从不出错，实在可行。（一）人民银行只专于中央银行的职责，不借贷，不收存款。要记着，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胀，比通缩对经济有利。（二）除中央银行外，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但千万不要管制银行的牌照数量。只要有分量，就可以买或自设银行。当然，政府要协助追讨坏账，也要搞好按揭、破产等法律。（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五）容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八）将甩有国营企业私产化。（九）税制要简单。在简化税制及低化税率的同时，中国要大量削减干部，选贤与能，大幅度地提升留下来的干部的薪酬。（十）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历史的经验证实可行，重要的是有胆推行，也要一整套推出。（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1999P98-102）
今天大陆的学子，其理解能力明显在我们港大的学子之上。中国人不仅刻苦耐劳，工资低廉，而近几年来中国的青年学得很快，连知识分子的价格也相宜之极，参加国际上的生产贸易竞争，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护的。北京的学生真的很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这些学生有我的际遇，在美国得到大师指导，我怎样也比他们不过。（北京行，1999P103-107）
一九八一年，我写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的初稿，断言中国会放弃大锅饭而转向私产及市场的发展。不同意的人不计其数。三年之后——一九八四年——我对中国的推断不差毫百地发生了，好像是预先把中国的经改历史写了出来。识者哗然。（再对中国谨慎乐观，1999P109）
针对“一家一孩”的政策，我写道：“长此下去，一二十年后，中国的青年都没有兄弟姊妹。再过些时日，所有的人都没有叔、伯、姑、表——除父母外，每个人都举目无亲！”天伦之乐是天生下来的应有的权利，是维护适者生存的要素，是一项重要的财富。量度这财富，只能从愿意牺牲而不需要牺牲的角度来衡量，不能从国民收入或物质享受反映出来。（天伦之乐，2000P116-119）
对于贪污，我说：“如果你将一个美女赤裸裸地放在我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难乎其难矣！”贪污是有政府管制才产生的。例如进口有管制，就必定有走私，要走私就要付黑钱，贪污也。所有其他管制都会有类似的效果。管制是一个赤裸裸的美人，你要官员、干部怎么样？要他们去做和尚？有污可贪（美人招手），而自己又算准了闯祸的机会不大（老婆知道的机会甚小），你还要等什么呢？政府管制多箩箩，要杜绝贪污，难道要把干部全都杀了？很显然，贪污的治本办法是取消所有对社会整体有害无益的管制。问题是，任何有害的管制都可以被胡说为有利。贪官之言姑且不谈，压力团体或特权利益就不容易解决。国营比不上私营，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那就是用他人的钱怎样也比不上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谨慎！这个哲理若永远是对的话，那么国企就永远不可救药。试举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子吧。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前二十五名都是私营的。也是在美国，中、小学的每个学生的经费，公立的比私立的高出两倍，但却没有任何正常的家长会认为私立的素质不高于公立的。（改革要从治本做起，2000P120-124）
垄断的成因有四种。其一是垄断者有特别的天赋，像邓丽君那样的歌星，或多或少有垄断权。这种垄断是不应该被禁止的。第二种垄断是有发明的专利权可版权，或商业秘密。这种也不应该被禁止。没有发明专利，世界上不会有爱迪生。第三是最难明白的，而也是美国反垄断法例最通常针对的垄断。这就是在竞争中把对手杀下马来。这种垄断有垄断之貌而无垄断之实。一万个竞争者中只有一个不被淘汰，但这生存的“适者”，分分钟都惧怕众多的败军之将卷土重来，所以他的产品价格不可能是垄断之价。据我所知，赞成自由市场、高举竞争的有道的经济学者，反对的垄断只有第四种，那就是由政府管制牌照数量，或由政府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垄断。（垄断可能是竞争的结果，1999P150）
美国求学环境与香港的截然不同。在课堂上坐着，可以不举手而大声发问。教授大声回答：“问得好，你叫什么名字呀？”就是这样简单，我就认真地读起书来了。教授们见我在课堂上问得奇，答得怪，考试时答错了也分上留情。于是我专心读书，但可没有为考试而读的。学问于是有点看头。（考试四情：俱怕、喜欢、沉闷、过瘾，2000P159）
苹果者，禁果也！何谓禁果？上帝禁止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之果实也。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还有另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二十世纪曾有一位先生，自以为是另一个上帝，禁止我们吃知识的苹果。这一禁也，倒比上帝还厉害，因为这先生没有上帝的胸襟。在百花齐放的口号下，凡偷吃知识禁果的，就要立刻尘归尘，土归土。呜呼哀哉！（苹果何物？1995P164-167）
《原富》的英语原作是我读过的所有书籍中惟一令我产生畏惧之心的作品。它是经济学的第一本巨著，但二百多年来，没有另一本经济论著可与它平起平坐。小字印来千多页，注脚千多个，哲理纵横，观察入微，博学多识，文笔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为行止序，2000P172）
《原富》不仅到今天在经济学上还是全无敌手，而作者的博学多才是我平生仅见。《原富》中的一个重点，是自私（史氏所说的self-interest）会给社会带来利益。但自私有三个解法，或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第一个角度，现代经济学用的，自私是一个假设——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的个人利益（Postulate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自私假设是经济科学上的需要，人的本性究竟是怎样是另一回事。第二个角度，自私是基因遗传的，天生下来就是这样，改不了。一九七六年，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发表了《自私基因》（The Selfish Gene），作者引证于多种动物的生态，有力地辩证自私是遗传的。史密斯看私私，是从第三个角度看。他认为人的本质有同情心，但为了生存不能不自私。那就是说，自私是无可避免地被逼出来的。史密期看世界是这样的。社会的经济局限与环境迫使人自私，而人的自私行为到头来又使社会的环境与制度有所改变。二者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人因为环境不同或知识、经验不同而有所改变，社会的体制就跟着演变，而因为自私永远被逼着存在，人的行为就会因为体制环境不同而改变了。黑格尔、马克思、lerner等人读《原富》，读得一知半解。史密斯的观点，是社会的体制是会演变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人类被逼出来的私私也会变。自私一日不变，没有私产权就一定民不聊生。人的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而人的无知，大可被政客或谬论所误导，以致一穷二白。人的自私在某些不幸的情况下可以灭绝人类！（自私三解：论《原富》的重心所在，2000P176-181）
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最“聪明”的还是马克思，1999P184）
一千年前，中国是北宋（960~1127）时代，很了不起。此时中国的文化与经济，高出欧西不可以道里计。八百年前，到了南宋（1127~1279），中国雄视天下。元代（1279~1368）来了一个致命伤。这段时期的困难所在，是入侵的外族漠视中国文化。话虽如此，元代当时还是胜于欧洲的。马可波罗（1254~1324）可能是当时惟一的主要证人。他的“游记”把中国捧到天下去，就是将他说的打个八折也胜来容易。明代（1368~1644）是中国的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大约1350~1580）是同期的。中国的经济给欧洲追近，大约是十八世纪中叶，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于欧洲，我个人估计，大约是始于乾隆下位（1975）至鸦片战争（1840）之间。一踏进十九世纪，无论科学、文艺或经济我们都给老外比下去，输得面目无光。神州大地乌云一片是二百年前开始的。（惊回首，感慨许千年（四之一），1999P209-214）
千年以来，中国最好的皇帝是康熙（1662~1722在位）。康熙看中了不是长子的雍正，也看中年仅几年的孙子乾隆，使清代能连贯地有三个好皇帝，国泰民安一百三十多年。这是历史的奇迹。然而，与欧洲相比，我们给老外节节追上，在相对上步步败退，却起自康熙。最好的皇帝也保不住我们的相对优势，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们历来科学落后于人；其二是历来闭关自守的意识，应付不了无可避免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惊回首，感慨许千年（四之二），1999P215-220）
太平天国（1850~1864）长达十五年，是中国的又一个致命伤。自相残杀三千万人（从比例算，大约是今天的两亿人）！太平天国后，神州大地更乏善可陈。一九00年的义和团，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义，跟着而来的军阀时代，中日战争，国共之争，三反五反，百花齐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把炎黄子孙弄得死去活来。神州大地不是风云色变，而是乌烟瘴气。一九八五年我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二百年来，中国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两年多前邓小平先生谢世，我破例地穿上黑西装，结好黑领带，也要太太穿上全黑的，一起到新华社鞠躬。一位朋友嘲笑我这样做，我说：“你没有读过中国的历史吧！”（惊回首，感慨许千年（四之三），1999P221-226）
任何国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国也曾经有经济大衰退。但这些都不像中国的例子：从雄视天下到民不聊生；从道德代化理到腐化人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炎黄子孙受到了什么诅咒？我个人发明的答案，是历史上我们没人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从来不论法理(Jurisprudence)。在欧洲，法律学院始于罗马帝国，那是二千年前的事了。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国之道是讲伦理（不是法理），论风俗（不是前案例）。第一方面，在伦理治国的制度下，求学是求官，求生计及一点“治”权。我们历来科学人才的缺少，不是没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讲伦理，谈诗论词去了。第二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会造成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惊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说一次：二百年来，我们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北京的领导人要放弃成见，大胆地引进老外可取的法门，用这于炎黄子孙的天才上。这样，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惊回首，感慨许千年（四之四），2000P227-231）
补充：
张五常：我从没有贬低过别人，但抬高自己是有的。做学问是做什么？那么辛苦的事情，不可能没有高傲的情绪。我写《公司合约》花了13年，我写得那么辛苦，我就知道那篇文章是要传世的，写完后，我仰天大笑，13年的辛苦，我该不该高兴？没有拼命研究过的人，就不会体会到这种高傲之情。同时，我也绝不相信胸有实学的人是完全不傲慢的，表现上他们可能不傲慢，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必有傲慢之情。我的傲慢虽然表面化，但在另一方面，我是个很谦虚的人。因为看轻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在学术上不可能海纳百川，有所建树。我不耻下问、求知若渴；若认为可以教我的，拜师之举从来没有犹豫过。我不相信一个内心不谦虚的人，能真真正正地学到些什么。
张五常：“我在吃饭的时候跟朋友们聊起来，我跟他们说饭馆里给小费的问题，我想了20多年，到今天还没有答案。我知道那个答案一定在交易费用方面的。这么简单的事，微不足道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的饭馆不需要给小费，日本的也不用给，而美国要给，为什么香港强迫给10%，实际上还要再多给些呢？为什么有些餐馆在美国，侍者收的小费是属于他的？为什么香港的饭馆侍者收到的小费大家一起平分。香港的小费制度是共产制度，美国的是私产制度，为什么有这种分别呢？为什么有些宾馆要强迫加15%呢？这个问题20多年、30年，我到今天还是没有答案。我可以告诉你们，假如我有答案，一定有两件事。第一，我的答案一定是非常浅的。第二，一定跟交易费用有关。这两点是肯定的。但是我为什么找不到答案呢？诸如此类找不到答案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这么多年以来，我能够找到的答案也很多，只要看我的《经济解释》，就知道我用了很多例子，街头巷尾的例子，解释得很清楚，不由得你不信，有很大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