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概要：本文主要研究世界经济的演绎过程中跨文化及跨文化意识形成与变迁的规律。世界经济经历了从萌芽——形成——一体化的阶段性演绎。通过世界经济的动态演绎路径研究，分析跨文化意识的形成、变迁、及其演绎趋势。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自由化、趋同化的不断加强，任何经济活动都将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因此，必须加强对跨文化意识的理论研究，用理论来指导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行为。本文通过对世界经济与跨文化意识的演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活动是跨文化意识的基础；跨文化意识在较长时间内将得到强化；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大融合，一方面跨文化意识又将逐渐淡化，并逐渐被全球性的共性文化所代替，而另一方面，由于人本主义的强化，独立的个性化文化又将得以张扬，即双重文化标准，也叫“和而不同”。
关键词：演绎路径 跨文化 跨文化意识变迁 动力系统 意义
一， 世界经济的演绎路径及文化融合
形成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世界经济发展演绎的内在动因，决定了世界经济不以人们的意志而发展变化。同时，随着世界经济的演进，人类文化也在不断地超越民族、跨越国界、走向融合。下面从世界经济的演绎路径来分析跨文化以及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特征。
世界经济演绎的基本路径是：世界经济萌芽——形成——一体化的阶段性演绎
世界经济从萌芽到形成再到全球一体化的演绎路径，是居于生产力进步为主线，世界经济整体水平提高为标志，跨文化意识不断增强为背景。这是世界经济阶段性演绎的基本逻辑。
首先 世界经济萌芽时期的经济和跨文化特征。
世界经济的萌芽阶段14——15世纪，即西欧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度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封建社会的工农业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繁荣促进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扩大了东西方贸易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后来地理大发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提供了前提条件，从而开始了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文化大变迁的正式历程。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的分化，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开始兴起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并且这些城市大都在教会或封建主的领地上产生，如马赛、里昂、伦敦、科隆等。城市的兴起，使许多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和消费者积聚到同一集中地，定居生活，形成新的城市居民和家庭，他们频繁的经济往来和生活交往，把各自的文化和民族特色相互交融，彼此接纳，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当然，各自差异化文化背景的淡化，还须经历长时间的文化融合，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同化，但遵循新的、共同的城市文化标准是必然的。所以城市的兴起是跨文化意识最早形成的标志。
中世纪西欧各国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欧洲各地区之间和东西方商品贸易往来越渐频繁，形成了一些地区贸易中心：地中海贸易区、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汉萨同盟、罗斯贸易区和不列颠贸易区，逐步形成一个遍及欧洲的贸易网络。在东方，14——15世纪，亚洲地区主要国家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也有巨大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东亚贸易区、东南亚贸易区和南亚贸易区等较重要的贸易中心。东西方贸易区的形成，并通过“丝绸之路”及地中海沿岸城市，架起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平台。这样不仅贸易区内的交往频繁，而且不同贸易区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增强。这种交往表面上是经济贸易往来，实质上是不同文化的跨区域流动。各种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负着在商品之中，通过商品流动带动文化流动，这时的跨文化，主要表现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交往和蕴涵不同文化特色的商品交换，因此，当时的跨文化及跨文化意识的层次还是较低的。
15——16世纪西欧国家海外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再次促进了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并通过这种经济联系把越来越多的民族和文化联系起来了。原来狭隘的民族文化，通过贸易渠道走出了狭小的地域区限，在更大的范围传播，从而改变了交往各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习惯，原来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价值观不同了、审美观也变了。
综上所述，城市的兴起标志着跨文化的产生和跨文化意识的形成。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发展带动了各国商品贸易往来，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进一步加强了，并形成了环球商业通道，出现了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萌芽，在此阶段上，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成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流的特殊现象。
其次 世界经济形成阶段的经济和跨文化特征。
世界经济形成时期是在16——18世纪。16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经历了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圈地运动”等手段，把农民强制性的从原来的土地上集中到新的地方，由分散变为集中，从而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原来自给自足的家庭方式，变为工场劳动方式，互不来往的农民变成必须天天见面的工人，不同的文化习惯和价值标准，在工场内也被迫性的相互融合。这时文化冲突被掩藏在表面和谐的集体中，实际上跨文化意识在这些普通人中间开始孕育。
殖民地时期，海外的暴力扩张和血腥的奴隶贸易，一方面是强制性的经济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也是强制性的文化移植。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他们把自己的本土文化包括社会制度和价值观，通过殖民掠夺，强制性地移植到了非洲、亚洲和美洲。为了消除文化冲突，他们采取灭绝土著文化，减弱跨文化的障碍，从而实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殖民。所以，殖民地时期既是世界经济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世界文化交流的特殊时期。一元论思想，使殖民地的跨文化意识淡漠。
工业革命的爆发，标志着血腥的原始积累结束，人类进入了现代文明时期。工业革命的伟大贡献在于：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与经济交往提供了先进的工具和手段；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业已形成；还逐渐形成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时期，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再次得到张扬，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里，文明的经济往来必然伴随着文明的文化交往，各民族和地区的独特文化，由于经济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相互接纳、相互融合。于是，文化冲突与跨文化意识，再次带着文明和理智，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下不断强化。
再次 世界经济趋向一体化时期的经济和跨文化特征。
经过18——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世界生产力水平得到高度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多元化，国际贸易、金融、投资以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更是频繁，世界经济开始向一体化迈进。国际经济的主体也不仅仅是商人，还包括国家政府、企业、全球性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等等。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经济联系的障碍逐渐消除，日益表现为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生产一体化、信息技术全球化等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征，世界各国家的文化交流途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种通过单一的商品贸易方式传递异族文化的通道，也变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这时文化冲突更加明显，跨文化意识也加速强化。
国际经济关系多元化增添了世界文化交流平台。国际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起来；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使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移动。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本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就表现为多层次、多渠道，而且所传递的文化内容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化的代表性内涵可以通过更多的商务交往来传播，构成本土文化的民族意识也通过频繁交往的国际人士、企业组织和他们的代表——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传递。由于经济利益是全球化的目的，实现全球化也是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利益的驱动下，异族文化以新的形式积聚，如国际投资建立新企业、跨国公司、国际经济文化组织等。异族文化的积聚必然出现文化冲突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积聚的目的是利益，所以，经济利益必然使矛盾双方走向调和。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跨文化意识的增强而逐渐淡化，但必须明确的是，淡化并不是消除各自的本原文化，而是在保留本原文化精华的同时，吸纳异族文化。可能的结果是本原文化成为记忆文化或表演文化，如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美洲的玛哑文化等。全球化促使本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共性文化，而被广泛接纳。所以说，在经济全球化并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文化冲突成为普遍现象，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跨文化意识更日益强化，逐步形成起来的共性文化与文化融合又成为主流。
通过对世界经济的阶段性演绎路径与跨文化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世界经济由低级向高级演绎的过程，就是异族文化相互传递和交融的深化过程。由各自独立的本原文化，通过自由经济形式或强制性形式积聚起来，并出现积聚过程中的文化冲突。积聚产生冲突，冲突需要跨文化意识。在保留本原文化基础上相互吸纳、相互融合，并形成新的全球性共性文化已成为必然。因此，按世界经济演绎路径，可以把跨文化变迁简单地概括如下：
独立的本原文化——冲突文化积聚——跨文化——吸纳与融合——新的共性文化与个性文化并存
二， 跨文化意识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分析跨文化意识产生之前，首先明确文化的内涵，按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特德（G.Hofstede）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环境中的人的共同心理程序（collective mental pragramming）” , 即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人共有的心里程序。 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教育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跨文化就是文化差异，在同一经济活动或经济组织或地理范围中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特征的文化。跨文化是针对独立的本原文化而言的，没有独立的不同特征的本原文化就谈不上“跨”，也就是说在同一文化内不存在跨文化的问题。跨文化意识就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对不同文化间存在差异的理解和认识。跨文化意识的产生，一方面因为外部文化差异性的客观因素所决定，另一方面因为经济活动需要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组织来完成，所以必须跨文化意识来消除文化冲突。
首先 文化冲突
文化冲突是跨文化意识产生的前提。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文化积聚在一起，因为各自文化特色的差异性，从而相互抵触、相互排斥，这种抵触与排斥是在文化集聚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美国人类学家欧贝格（Kalervo Oberg）把文化冲突总结为四个阶段，即蜜月阶段(the honeymoon)彼此新鲜，对未来充满希望；烦躁与敌视阶段(irritation and hostility)即新鲜之后差异性与冲突突现，于是对其他文化开始烦躁和敌视；逐渐适应期，敌视与冲突渐去，开始理解与包容；双重文化期，即文化冲突消失，完全形成跨文化意识。从欧氏的四阶段论可以看出，文化冲突是暂时的，是在文化融合过程在的必经阶段，这一阶段后通过文化搏弈，必然走向文化融合与跨文化意识的形成。但没有冲突就没有融合，没有冲突也就没有跨文化意识。所以，文化冲突是跨文化意识产生的前提.。
其次 文化的强制性
文化的强制性是跨文化意识形成的条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本原文化的接受者，既要遵循本原文化，又要接受异族文化；二是当形成新的共性文化后，又要强制性地接受新的共性文化。文化的强制力通常是与文化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一致，一旦抵触，这种强制力就会体现出来。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干（Emile Durkhein）曾说“没有人强迫我与本国人讲法语，但我却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否则只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所以说文化的强制性，只能要求异族文化间的相互吸纳、相互包容，降低本原文化意识，强化跨文化意识，如果没有文化的强制性特征，也就无须跨文化意识，因此，文化的强制性也是跨文化意识形成的条件。
最后 经济活动的外延性。
所谓经济活动的外延性，就是指任何经济行为都直接或间接与行为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和行为发生联系。这种外延性特征决定了,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组织来实现，即使是个人的经济活动也离不开与其他文化背景的个人和组织的联系。 一般来讲经济活动主要靠企业组织的形式来完成， 管理学家德鲁克认为“企业组织就是一种多文化的机构”。 所以说，经济活动的外延性以及企业组织的特征,都预示着跨文化意识对实现经济目标的决定性作用。戴维-A-利克斯指出“大凡跨国公司的失败，几乎都是仅仅因为忽视了文化差异——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结果”。 所以，经济活动本身呼唤着跨文化意识。
三， 促进了跨文化意识的变迁动力
推动跨文化意识变迁的动力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文化的交互性特征是推动了跨文化意识形成，同时也使跨文化意识得到深化。
所谓文化的交互性是指各种不同的本原文化可以相互传递的特性。由于文化是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因此它可以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它既可以通过物质载体，如人、商品等，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特有形式，如绘画、音乐、歌舞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文化是可以在不同地区间相互传递的，这就是文化的交互性特征。也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交互性特征，决定了各种不同本原文化能够积聚在一起，换句话说，由于各种文化的物质载体跨区域移动，所以文化能够跨区域移动。所以说，只要各种本原文化还没有消除它自身差异性特征，文化的交往还在继续，跨文化就会存在，也就必然会产生跨文化意识，而且，随着经济活动和文化本身跨区域移动的日益频繁，跨文化意识也会不断深化。
其次 文化的可融性决定了跨文化意识的强化，同时也催生了共性文化。
文化的可融性是指各种不同的本原文化是可以相互交融、相互吸纳、相处共生。既然文化是人的意识形态对物质世界的集中反映，那么人就是文化的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人的共性就是社会性，即人和人类社会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形成的人类社会和社会性的人。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特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人能够和谐相处，标志着彼此尊重和接纳对方文化，能够实现文化融合。所以说，文化物质载体之间的相融性，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也是可以融合的。文化的可融性可以促使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而推动经济活动的开展，和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但是可融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性和文化冲突，在融合过程中依然保存着本原文化的个性和特点，这在客观上要求强化跨文化意识，消除文化冲突。随着文化融合占据主流，本原文化意识淡化，必然催生共性文化，走向一统文化时代。
再次 全球化意识的深化促进了跨文化意识的淡化和一统文化的形成
全球化的深化是推动跨文化意识变迁的重要动力，它促进了跨文化意识的淡化，同时也推动了“一统文化”的形成。必须明确的是，跨文化意识的淡化，是全球化意识深化，跨文化意识增强到一定的阶段以后，走向共性文化，意识变迁的必然阶段。（1）全球化进程推动跨文化意识形成——强化——淡化的变迁。全球化的发展是渐进的，跨文化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也是渐进的。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把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强行施加于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确立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中心地位。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崛起，英国霸权让位于美国，中心地位被美国取代，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交往的规模和频次大为提高，以跨国公司为主的经济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要素和市场进行新的整合。国际惯例即共同“游戏规则”的出现，使国际贸易制度化，也是与经济活动伴生的文化现象。目前，全球化进程正在摆脱由单一中心为主导的局面，正在形成多元推动、多元共存、多元发展的强大趋势。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处的历史阶段。从上述全球化过程来看，跨文化意识的强化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但跨文化意识增强了。 （2）共同的文化标准在全球化深化过程中又促进了跨文化意识的淡化，和“一统文化”的形成。全球化过程中，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习俗方面还是多元的，过去的“化外之民”现在则只能做“化外之民”了。人们开始寻求共同的文化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为全球文化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标准。即“平衡和谐，人己关系，天人合一”。“中和位育”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其中“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为宽容与共享。全球化时代就是要求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确立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促进天下大同。所以说，上述文化标准是人类所有异族文化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共性文化的标准。随着全球化意识的深化，人们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和认识异族文化，即淡化跨文化意识，逐渐强调接受共性文化并遵守共同的文化标准。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将会形成一种全球的共性文化即一统文化，如全面、自由、和谐，全球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和平共处、注重社会平等，倡导精神追求，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相容共生等等。这些都将成为全球共同遵循的文化准则和一统文化的内容。
综上所述，跨文化意识出现从形成——强化——淡化——“一统文化”的变迁规律，是由引起跨文化意识变迁的动力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的力量都不能形成这种变迁规律。所以说，我们必须系统地研究跨文化意识变迁的动力系统，才能全面任何掌握跨文化意识变迁规律。
四 研究跨文化意识变迁的意义
第一 研究跨文化意识变迁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动态。
根据本文的研究， 跨文化意识的变迁规律是由文化本身的特征和全球化意识共同构成的动力系统所推动的，跨文化意识的深度表现在人们处理经济问题的行为方式和态度上，一定程度上，跨文化意识标志着人们经济文化联系的深度。跨文化意识越强，经济文化联系越深，经济文化水平就越高，当强化到一定阶段，强烈的跨文化意识转化为共性文化，即接受共同遵守的文化标准。所以说，研究和把握跨文化意识的变迁规律，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动态。从而引导政府制定正确的的对外发展战略，帮助企业培育与时俱进的企业文化，指导人们确立正确的行事态度和行为方式。
第二 深入认识跨文化意识变迁是开放经济时代经济活动成功的关键。
开放经济时代的经济活动无不与外界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国内企业，它的研发、产品、市场、营销等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来自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因为异族文化的产品对市场的冲击，不仅表现在市场竞争的激烈，而且产品的输入带来了新的文化，从而改变消费者行为，价值观和审美观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对于原有企业来讲，外部环境变化了。面对这种变化，企业如果不改变原来的文化意识标准，增强跨文化意识，理解和接受新的文化标准，及时调整经营战略，那么企业就只有失败的命运。国内企业如此，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更是如此，它们要直接面对异族文化的冲击，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同时直接与多种文化接触与碰撞，这样就要求企业的经营战略，既具有差异化特点，同时也具有适应共性文化的特点，现实决定了企业文化必须以跨文化意识为基点。产品、市场、人力资源的管理都必须以更强的跨文化意识为前提，否则无成功可言。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 庄宗明 主编
《国际企业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徐子健 主编
〈〈跨文化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胡宏峻 主编
〈〈跨文化营销原理与实务〉〉西南财大出版社 龙云安 主编
〈〈世界经济大事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鸿宗容主编 龙云安参编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变迁〉〉费孝通文
作者简介：龙云安，男，经济学博士，香港皇家社会科学院特聘院士，国际职业培训师、经济类核心期刊《销售与市场》《财智》等杂志特约撰稿人，06年度行业经济风云人物。主要研究领域：世界经济、跨文化管理、跨国公司、市场营销、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管理等。曾在著名跨国公司NPM公司和BACTEL公司共职；在多家大学、培训机构和企业担任客座教授和顾问。现香港国际关系研究院特聘院士、研究员及五十余家管理顾问公司的高级培训师、顾问。编著《新营销原理与实务》、《新编跨国公司理论》、《声誉管理》（即将出版）。，博士论文《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研究》，参与编写了<世界经济大词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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