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社会转型期,由于规则体系的不断变迁,必然会导致以规则为行动预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盛行;此时,信用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信用重建的过程,并且信用的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信仰是信用的引导。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信仰是一种普照的光。崇高的信仰是引导信用健康生长的必要条件;信仰的缺失必将导致信用的萎缩。如果人生的价值都已没有了正确的界定,又何谈信用二字。相反,如果人生有高尚的追求,信用也就有了巨大的支撑力量;这时,即是生命本身也会成为信用的代价,又岂能让区区“小利”所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信仰,用自己的生命为党为人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这是何等的壮烈。所以,有些人与其说是没有信用,倒不如说是信仰走进了死胡同。
文化是信用的实质。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文化无不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农民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表现在人生态度上的“务实求验”和“索求型”的价值取向。面对无情的自然界,农民的办法是“抢种抢收,不收就丢”。再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地千年百易主”,“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看客下菜碟”,等等。所有这些谚语虽然有多方面的涵义,但骨子里也深深渗透着一种机会主义的情结。再如农民的多神式崇拜,深层也在展现着一种机会主义的底蕴。所以,信用中国的打造,其实质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铸,这是一个充满痛苦而艰难的过程。
道德是信用的根基。信以诚为本,诚是道德的基本要求;同时,信本身也是道德的内涵之一。人有德必有信,人失信必缺德。良好的道德涵养是信用充足的依靠;同时,道德境界的不断提升也为信用的生长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营养环境。所以,整合信用的过程,也就是整合道德的过程;加强信用建设,道德建设更为基本。
制度是信用的保证。制度是游戏规则,而信用是遵守游戏规则。所以,信用与制度有着直接联系。制度本身为信用奠定了行动预期的基础。所以,好的制度也就是应能为信用产生丰厚收益预期的制度;否则,改进制度也就势在必行。同时,改进制度应当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让无信用者付出高昂成本;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助于良好信用秩序的尽快建立,也才能有利于当前我国经济环境的尽快改善。
秩序是信用的结果。秩序就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秩序提供人们稳定的预期,也减少了人们之间合作的交易成本。良好的秩序是人类分工制度的有效保证,而这种分工制度又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有用的知识。而这一切,都根源于信用。有了信用,规则得到了执行,秩序也就有了保证。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秩序的稀缺,与信用缺乏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中国呼唤信用,改革呼唤信用,这是建设秩序中国的根本需要。
最后说一句:人若无信,非人也。
作 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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