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制度演化分析在范式上的转换，即使对新古典均衡制度观的反叛，也是对既有制度演化分析的一种改进。某种程度上讲，如果制度演化分析试图将新古典理论所封闭的制度“魔盒”重新开启的话，我们还无法确认可以看到真理，还是再次遭遇撒旦。但既然这一分析思路进入了理论家的视野，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此做出努力和探索。基于制度演化分析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对制度演化分析建立正确的理解和推进这一思路进展的一些其他学科的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就是一个必要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的准备。就我在本文中所涉及的相关知识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是必要的：（1）生物学关于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硬核是首要的知识准备。（2）人们在研究社会进化问题中的合作与秩序现象时所提出的社会进化理论是第一个需要了解的内容。当然我在文中只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特殊分支做了介绍，但相关领域的社会理论也是必要的。（3）从本论文分析的基点来看，社会学中关于主体及主体关系的研究成果是重要的。“主体间性”这一术语所内涵的社会现实和规律性问题有待人们给予更为深刻的思考。除了以上关于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学的理论之外，我在制度演化分析中还借用了一些来自物理学和系统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它们包括：（4）物理学中力学理论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热力学定理的进展。这一理论甚至直接关系到制度演化分析中为制度变迁提供动力解释的科学基础，因此它的重要性以及所提供了的科学观是制度演化动力学分析所必要的知识条件。最后，（5）作为一种类比，在热力学三大定律的支撑下，如果我们将制度结构本身视为一种系统的话，那么在热力学基础上得到发展的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原理以及混沌理论等，都会为解释制度演化过程的逻辑提供有益的思维帮助。
2.3.1 生物学类比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我在本章2.2节中论述从“无意识演化”转向“有意识演化”时，曾经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华莱士独立证明的生物学进化理论观点做过介绍。我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因为将人类与其他生物一同视为“自然物”，而采用了唯一的“自然选择”原理来解释进化问题，曾经对18世纪之前的宗教神学关于自然和社会起源的“创生说”形成了颠覆性的打击，从而被认为是科学史上具有牛顿意义的重大发现。这一崇高的赞誉，使得后期社会科学家在解释社会进化问题时，简单的采用了“自然－社会的二元世界观”的类比方式来阐释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狄肯斯指出，社会学家在解释社会进化问题时对达尔文思想的依赖导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本质上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滥用。[1]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类似，经济学家在解释社会进化和秩序问题时，也存在这种直接类比的倾向。我在关于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的分析中曾经指出过这一点，类似的，我们甚至在哈耶克和凡勃伦的著作中，多少也可以找到这种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类比性解释。马歇尔在名著《经济学原理》中（第764页），对达尔文进化论对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影响做了这样的描述：
这一生物学的设想终于迈出了一大步：它的发现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就像若干年前牛顿物理学的发现一样，而且在道德和历史科学方面也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在这场涉及面极广的思潮中，经济学也拥有自己的份额，经济学逐年地越来越关注于人类天性中的适应性（the pliability of human nature），关注于人类性格与普遍地生产、分配和财富消费方法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2]
马歇尔对达尔文的评价并不为过，从现实来看，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对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主体适应性的依赖程度最高，即人们如何最依赖选择和做出选择的能力，在某种范畴内，经济学甚至严格依赖于人类生物特质中的交换倾向。或许正是这种人类天性中的适应性问题，甚至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被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跳板，所不同的是斯密通过利己动机导致交易，从而非目的地产生了社会秩序的“看不见的手”描述了社会进化的过程。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看不见的手”与“自然选择”之间的一种类似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即使自然规律的体现，却也是人类借助语言描述时类比的结果。斯密和达尔文的描述在背后如果从在一个主体的话，那么这个主体就必然是超验的。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那里，对市场选择的“看不见的手”更被推向了极至。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将市场中的主体视为一个自动具备逐案最优能力的“原子”，他们彼此基于完备理性和完备信息进行独立决策而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这使得社会行为在理论上总是存在最优的均衡状态，甚至“制度”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中也被描述为一种行为最优的“均衡秩序状态”。但导致这一切都只是每个市场主体都具有最大化的、从不改变完美理性。
新古典以外的类比在经济学家中也广泛存在。早期制度主义如凡勃伦和康芒斯都将制度视为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集体意识的产物。这一看法尽管如同新古典那样仍然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个人理性和意识的存在，但却解释了制度并非如新古典所描述的是理性最大化动机的直接结果，相反，它只是社会演化的结果。这种从均衡制度观向演化制度观的早期转变，使得经济学对制度分析的解释更加接近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单个的有机体只是外部环境的一个被动受体，它们必须完全依赖于基因遗传和变异的机制来“功能性的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一过程从来没有所谓理性最优的方向和目的论。相反，进化存续的唯一标准就是“适用原则”，即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只有进化最适，而没有理性最优。后期纳尔逊和温特在NIE企业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清晰的提出了所谓“经济演化理论”，这一理论更加正宗的表现为达尔文进化论的经济学翻版。他们通过将企业的“惯例”视为经济演化过程中类似生物基因的遗传载体的“类比物”，并提出了所谓组织遗传的解释。尽管，现在看来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试图进一步修正新古典企业理论的理性最优选择结果的尴尬，并试图对阿尔奇安和弗里德曼维护边际分析时提出的“选择论”给予修正，但从分析结果来看，他们反倒意外的加强了“市场选择”的社会进化解释。
总体而言，我们对经济学中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生物学类比的回顾，试图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经济分析中的生物类比如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本质上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的来解释进化事实的。这一方法无疑必然继承了达尔文进化论在解释社会进化和人类文明时可能面临的所有尴尬。本质上讲，正如同我在本章2.2节的分析中揭示的那样，达尔文进化论是一种“无意识演化”的进化说明，该过程将进化主体视为外部环境变化的被动受体，而没有任何主动性和意识思维的理性可言。达尔文进化论中主体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通过遗传来“适应”，而一旦无法适应外部环境时，其生存的所有希望都被锁定在“基因突变”这一神奇的过程中。当我们将达尔文进化论类比地应用于解释社会进化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事实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在社会进化中找到一种类似生物基因一样的“等价类比物”，如果无法找到一种像基因遗传一样的有机载体，那么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进化的解释就可能失效。其次，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在今天仍然使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种超验的力量来解释社会进化，那么我们在智力上似乎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3]。这意味着我们所处的经济学领域，必须在自然科学和人类技术文明突飞猛进的今天，继续在尴尬中宣扬自己的科学地位而毫无羞愧感。最后，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如同新古典经济学引入“理性经济人”来阐释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神秘机制一样，如果我们承认人在生物有机体的特征之外，具备理性思维和认知进化的能力，那么我就不可能无视认知的存在及其可能发挥的角色和作用。哈耶克虽然已经模糊的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是他所需要的用以解释人类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的知识理论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来加以完善。尽管我批判了达尔文进化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类比可能带来的误解和滥用，但正如华莱士指出的那样，一旦人的多样性进入博物学家的视野，他们就必须在进化论之外给予独立的证明。这也是我试图通过引入脑进化进展，对认知进化以及理性参与制度演化过程进行探索的初衷和目的所在。
[1] 参：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与社会理论联系起来》（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导言。
[2] Mashall, A.(196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
[3] 这里是指现代经济学在解释人类行为是所采用的前后矛盾的解释：即一方面他们试图说明人具有完备理性，另一方面，当这一假设遭到批判时，他说求助于“市场选择”的不可知力量，来解释这种经济结果。但一个悖论就是前者的进化是有方向和目的的，但市场选择的进化则是无方向和非目的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