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许多人，包括著名的陈岱孙先生，都犯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即市场决定价值。认为价值问题只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中才存在，一旦没有这种交换机制，或者当我们人为取消了这种交换机制后，产品就不存在价值问题了，也就不需要通过"著名的价值插手其中"了。于是在中国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将"资本主义尾巴"的商品经济完全取消后，自然不需要考虑产品的价值问题了，在人们看来，产品没有价值了。可是历史却给予人们一记耳光！因为价值问题并非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消失了，相反，它仍然萦绕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强力实施违反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后，仍然不得不面对价值规律的巨大力量，仍然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不得不说出"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学校"这样的话。而孙冶方则努力将价值规律柔入计划经济，使"计划工作"能够自觉地按价值规律办事。当然他是失败了，因为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能适合与容忍价值规律的存在与作用，只有市场经济才适合它的存在与作用。与这些人的错误思想相反的是：不是市场决定价值，而是价值决定市场的存在。只要产品耗费了人类劳动的代价，产品就存在价值，于是就需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将这种价值实现出来。这个基本道理无论在任何时代，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必定是成立的。等价交换以实现产品中的成本耗费，需要一个交换的场所，从而形成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就是全部结论。相反，如果产品没有成本耗费或者几乎没有成本耗费，则就不需要这个交换场所，就不需要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就可以"无偿派送"，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按需分配。价值规律的核心是等价交换，其实质就是补偿产品中的成本耗费。但是我们不难知道，产品中的成本耗费越大，能够实现的等价交换也就越难。比如我们知道，价格越高，商品就越难卖出去，而成本耗费高则使价格维持在高水平上不能下降。因此，价值规律具有一种趋向：使产品中的成本耗费化，以更容易实现等价交换。这样，价值规律就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规律：使产品听成本耗费最小化。所以，孙冶方强调价值的意义是"以最小消耗获得最大效果"是非常正确的。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构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虽然充满着天才的设想，但仍相当粗糙，缺乏现实意义。首先，我们就不知道"共同占有"是何意思？如何实现？他的设想是不是这个意思：生产资料是公共所有的，每个人可以无偿（有偿）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来生产自己需要的归生产者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但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一系列"扣除"性补偿，却又难免使经济活动回复到市场经济状态，从而形成"复辟"。不过他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从而使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尽可能廉价，不再受到生产资料私有者的垄断的侵害，那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在生产资料货币化的今天，只要获得资金的利率足够低（或者等于零），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马克思的这一设想。――黄焕金】
邹恒甫：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
邹恒甫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世界银行2005年11月1.引子
1969年5-6月，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May-June, 1969, Vol. 77: 430-433）发表了张五常（Steven N. S. Cheung）的一篇短文"费希尔和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此文不到四页纸，但它谈到了资本、财产权、社会矛盾、竞争、阶级、马克思、毛泽东等大名词。反复阅读之后，我得到一些读书笔记，供大家指教批判。
2．张五常和邹谠
张五常1969年的短文是他和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邹谠（1919-1999, 英文名字Tang Tsou）交流学术的心得。邹谠曾向张五常陈述，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这俩个阵营对如何解决社会矛盾有不同的方法。马克思-列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不存在社会矛盾，而毛泽东不这样看。张五常认为毛泽东的逻辑非常正确：依经济学的术语，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里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不稳定均衡的系列。如果资本财富的私有制度被消灭，个人行为必定相应地发生变化以便维持一个社会可满意的生产结果。当人民公社成立后，毛泽东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人民还是自私和贪婪；人民公社谎报产量；个人决定往往不通过政府批准；特权阶级依然存在……因此，军队的组织行式应运而生：因为军队看起来是一个可以没有私人资本而能发挥功能的独立组织。这种组织的结果便是红卫兵。这是张五常十分严格的推断。
张五常进一步分析红卫兵的本质。红卫兵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意味着全社会只有一个人能存在。对红卫兵来说，如果一个人在他之上，他很快便会将此人置于他之下--这为"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所使然。
由此可见，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为使命的红卫兵必须不断进行革命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既得利益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很快形成。所以，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必须再来一次。他个人对此是坚信不移的。
3.顾准和孙冶方论价值规律的长期性
张五常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和资源有效配置之间的困境当然为毛泽东所了解。张五常说，毛泽东一定要改变人的自私本性，重新塑造人的行为。但毛泽东又不说清楚他所希望的人类行为到底是什么。这样，毛泽东只好不停地调整规则、方案和政策措施。
其实，顾准和孙冶方在1950年代初期便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的困境，提出用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价值规律、利润和生产价格--来解答这一难题。他们的学说已经不是兰格、米塞斯、哈耶克、泰勒等在1930-1940年代的学术争论。他们必须拿出实际可行的经济政策来解决1950年代的中国经济问题。
那是一个需要勇气和直视死亡的年代。1956年，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工作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一文。此文的后记坦言："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他用此笔名还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而顾准的文章《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稍后也发表在1957年第3期的《经济研究》。同时，顾准在1960年代便气贯长虹地翻译不合时宜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在1970年代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并审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
当然，在那个时代里，顾准和孙冶方只能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一些偶然性命题或只言片语。马克思说过，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1分册第112页）。在《资本论》第三卷（第963页），马克思也偶然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孙冶方冒着生命危险将此引伸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同时，他还要在社会主义经济里倡导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要理直气壮地抓利润。因为这些观点，孙冶方被康生、陈伯达、林彪和江青等定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孙冶方被单身监禁七年多。而顾准早就定罪为反革命，饱尝折磨和病痛，于1974年撒手人间。1975年，孙冶方出狱。但他的观点还是被视为异端邪说。
1978年，胡乔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章，肯定价值规律和市场。而此时的孙冶方却更是艺高胆大--难怪孙冶方，难怪薛萼果（孙冶方的真名），青年时代的他便在苏联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当中国留学生《资本论》课堂的翻译了！有了1978年的"科学的春天"（郭沫若语），这才有了1981年孙冶方的公开发言："讲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当然，孙冶方早已把这句近似于资本主义经济学效用/利润极大化的对偶性（duality）命题，写进了他于监狱中默诵七遍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腹稿里。每当我翻阅陈岱孙1981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一书，我不能不赞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将哈佛大学1920年代的博士陈岱孙转变成一个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陈岱孙的文笔酷似浅显化的马克思和通俗化的黑格尔。他比冯友兰在马克思学术上下的功夫要更艰深。但饱受资本主义经济和人文教育的陈岱孙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却缺少顾准和孙冶方的创造。诚然，陈岱孙的著作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而顾准和孙冶方的文章却充满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的诗句的确道出了文化人如冯友兰、陈岱孙、顾准和孙冶方的心境和处境。尽管陈岱孙比冯友兰在思想上要独立得多，我们还必须公正地献给陈岱孙一首陈寅恪的"男旦"（1952年）：
[center]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波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center]而对冯友兰曲学阿世之流，陈寅恪有"文章"（1951年）：[center]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center]若陈寅恪九泉之下知道顾准饱尝的饥饿，顾准所著的《希腊城邦制度》，顾准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思考，并因癌症于59岁早逝，陈寅恪大可再輓一次张荫麟（1942年）：[center]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鄰丐，五斗支粮更陨驱。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倂一吁。[/center]孙冶方的学问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巅峰，他的思想真可谓"吾侪所学关天意。"他的死也未尝不是"文化神州丧一身。"陈寅恪用此怀念王国维，我们经济学家不妨如此怀念孙冶方。4. 毛泽东论价值规律的暂时性
从1958到1960，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有许多论述。他的结论反映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小册子里："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9）毛泽东的这一不着边际，没有时间概念的结论只能被当权的康生、陈伯达、林彪和江青所利用。而顾准和孙冶方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早在1958年，毛泽东便一边提倡价值规律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积极作用，一边强调它的历史的暂时性：
"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4页，人民出版社，1999）"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99）"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0页，人民出版社，1999）"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0页，人民出版社，1999）一旦价值规律的历史的暂时性成为定论，顾准和孙冶方的头上就有一把刀。顾准和孙冶方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就是修正马克思价值规律的历史的暂时性，并论证价值规律对公有制经济的普遍意义。无论顾准和孙冶方怎样钻牛角尖地去旁征博引马克思的著作和手稿，他们丝毫不能改变自己的历史的悲惨命运。更有甚者，顾准和孙冶方对马克思的旁征博引只能被康生、陈伯达、林彪和江青称为"打着红旗反红旗"。5. 马克思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建立
顾准和孙冶方仅仅论证了马克思价值规律的持久性，而我在此则要充分论证马克思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持久性。马克思说：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正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第832页，人民出版社，1975）我无法高估马克思"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重要性。只有这种有别于私有制的个人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理论首先承认被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性的背叛。而作为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异化。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制至少有三方面：（1）劳动者才能得到产品；（2）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3）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里，对这种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制有全面的分析. 此小册子写于1875年, 与《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1867年) 相隔八年。它是马克思最成熟的一部分思想.
马克思首先定义个人消费资料是怎样形成并用于分配: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份。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份。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份，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部份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它部份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把这部份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份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份，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份将会立即显著地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份。只有现在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份消费资料。"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2-30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接着, 马克思论述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和消费品的按劳分配:
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份，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注意, 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和消费品的按劳分配离不开等价交换和价值规律: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马克思认为这种个人所有制和消费品的按劳分配是不公平, 不平等的, 因为这种平等权利对有不同劳动能力和不同家庭负担的劳动者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各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它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它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
马克思最后说明, 这种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只有在消费品能按需分配之后才能消亡: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
6．福利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和人民资本主义
如果有个人储蓄和个人积累，怎么办？这是马克思没有想到的。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制局限于消费资料。(《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不过，马克思在他的社会主义方案里已经排除了个人积累和储蓄的主要部分：（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份+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份）=社会总产品-（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份，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福利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克思所谓的"庸俗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为主要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是十分正确的。马克思本人在他的社会主义方案里包揽了福利社会主义（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的全部。
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也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所实现. 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人民资本主义。在恩格斯的晚年, 他便坦然地承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至少在欧洲, 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见恩格斯1886年11月5日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 <<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 第37页, 人民出版社, 1975年。) 后来, 恩格斯论股票市场也预料到了生产资料的人民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和人民资本主义的实现并不需要红卫兵。 人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是都需要耶鲁大学的大经济学家费希尔(Irving Fisher, 1867-1947)的资本和利息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