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世纪以来，改革先是放慢，后来在某些方面倒退，于是就出现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宣扬，即由强势政府而不是市场来支持高速增长。如果这种体制不改变，粗放的发展路线以及资产负债表的高负债率和高杠杆率都是很难改变的。不久前发生的“钱荒”，正是根源于此。 金融市场波动的背后 6月下旬金融市场发生“钱荒”波动之后，网络上对货币当局对流动性的把握的评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从长期进行分析，认为中央银行没有什么错。但是，也有许多网上的评论认为在出现了钱荒的时候，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不施加援手，是政策上的失误。 在发生了短期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央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出手，是可以讨论且应该总结的。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长期问题，所以，如果仅仅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短期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可以靠央行“放水”渡过这一次危机，可是由于没有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随时还有可能爆发新的危机。 在我看来，这样有可能会放大危机，这就不是中央银行所能解决的了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了问题。 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的提出已经很久。早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的粗放发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发展的“转型”。之后的五年计划和规划也都有提到，但始终没有解决，并变得越来越严重。 粗放增长在宏观经济层面造成的问题，是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最后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增长减速。由于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每次问题发生以后，采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上，用增加投资的老办法来拯救经济，于是，最近5年来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从最微观的层面看，就是我们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维持人类生命的最主要的几个物质条件，包括空气、水和土壤都发生了问题。 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债务积累，企业、地方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以致常常出现或大或小范围内的偿债问题。而宏观经济每次出现这类问题，惯常的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当时有些人觉得非常得意，说我们率先走出了危机。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 警惕引发系统性危机 问题在于，这种办法也愈来愈不灵了。 4万亿计划把经济拉起来，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5个季度下降。去年5月以后，许多地方又通过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外业务、城投债，募集了巨额资金投进城镇化建设。例如西部地区某省的经济正在起飞，近几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为“发动机”的政府和作为“助推器”的市场，用海量投资拉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个省前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本地GDP的94%，去年则是本地GDP的114%。根据它的计划，今年的投资将是本地GDP的120%以上。 而一个沿海的地级市在去年第3季度提出了“大干100天，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的口号，组织了18个城投公司，融入巨额资金，进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来保持经济繁荣。采用这样的方式，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就变得愈来愈高。
这些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还出现了一些所谓“死城”“鬼城”。这样，罗伯特·索洛过去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就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去年下半年的大规模投资，只是把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拉起来0.9个百分点。到了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又下来了。所以，旧的增长模式和用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发展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 另一方面，在杠杆率很高的情况之下，一有风吹草动，某种偶然的原因就会引发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也就是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 现在网上议论得比较多的一种可能的危险，就是如果美元走强，热钱较大规模地流出，会不会发生像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问题？这使人很担心，只要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个小火花就会引起严重的问题，而这类因为偶然的因素几乎是防不胜防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 那么，是不是危机就不能防止呢？ 当然不是这样。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本世纪以来，改革先是放慢，后来在某些方面倒退。于是就出现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宣扬。据“中国模式”的宣扬者说，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拥有一个威权主义政府，由强势政府而不是市场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支持高速增长。如果这种体制不改变，粗放的发展路线以及资产负债表的高负债率和高杠杆率都是很难改变的。 十八大确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现在中国正处在这么一个准备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大家期望，能够按照去年11月十八大和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能够在今年的三中全会上，制定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不过我估计，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民中，特别在官员中，存在的意见分歧还需要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种讨论的结果和据以确定的路线图是不是正确，它的安排是否妥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性命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