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公司雇员关系方面的分歧：这是斯隆与德鲁克的又一主要分歧点。斯隆开始其职业生涯是在1895年，当时，美国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企业管理者虽然采纳了福特式的“流水生产线”，然而，即使是科学管理运动的领头人泰罗，其管理思想也仅仅停留在“劳资合作，共创利润”上，保证员工的利益是经营者的职责。所以，泰罗认为，工会压根儿没有必要存在。老福特认为，只有他才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无论是管理理论还是管理实践，都带着精英主义的眼镜观察世界，主张“他治”而不是“自治”。所以，老福特以非常自豪的方法，于1913年宣布给工人日薪5美元，但他却对工人自治嗤之以鼻。甚至对工人的业余生活也不放心，采取“调查员”方式来监督工人的道德状况。其他汽车商则认为福特的5美元工资制是发疯。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大规模冲击之前，企业经营中的这种局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工人权利方面的认识，斯隆没有超出他的时代。凯迪拉克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斯隆在滚珠轴承上的设计导师——亨利·利兰（Henry M. Leland）认为，工人不知道也无力维护自身利益，只有企业老板才能给予他们所需的利益。他们完全赞同如下观点：“能够保护和关心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不是那些工人鼓动家，而是上帝用他无穷的智慧赋予他们这个国家的财产权的基督徒们。”斯隆是实干家，他不可能超越时代。所以，在著名的“事业部制”中，我们看不到低层工人的影子，只有各级管理人员。在斯隆看来，管理人员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管理工人”，这正是管理人员的职责所在。工业革命后，由于劳动力短缺和“西进运动”的影响，美国工人的工资待遇比同期欧洲工人相对要好一些，所以美国国内的劳资纠纷不很严重。然而，出生于奥地利的德鲁克，亲身经历了欧洲严重的劳资纠纷，目睹了这种混乱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他意识到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社会将面临着巨大危机：要么崩溃陷入无政府主义，要么趋于极权陷入纳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深渊。对纳粹的批判，使德鲁克高度警惕“通往奴役之路”。基于这种认识，德鲁克认为工人不仅需要经济上的利益，更需要企业兑现员工的“公民权”，所以他主张实行“工厂社区自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德鲁克主张，战后的通用汽车公司应该在延续战时那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之外，注重培育工人自治，使工人对工作形成自我管理的态度，并以协作方式形成工人的工资保障和工作保障。但在斯隆眼里，这是书生意气，是对企业管理人员职权的粗暴侵犯，会破坏公司的管理制度以及多年行之有效的管理原则，最终对维护自由企业制度产生不利影响。实际上，在公司雇员关系问题上，斯隆与德鲁克的分歧是两个时代的不同造成的。斯隆代表的是科学管理时代精神在实践中的拓展，而德鲁克代表的是人本主义向现代乃至当代管理学的渗透。斯隆是务实者，而德鲁克是前瞻者。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只有现实和理想的交锋。在公司与公众利益关系方面的分歧：在对待公众利益问题上，斯隆主张严格的“权责一致”。大企业没有对社会公众利益（例如教育）进行管理的权力，那么对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担负责任。斯隆认为，企业仅仅是一个在自身的职责范围内进行经营管理的营利机构，这种观点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主张类似。然而，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认为，大企业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代表性机构，如果大企业不能有效地维护公众利益，那么政治权力就会趁虚而入，这必然带来政府权力的扩张，对自由企业制度不利，更不利于维护公民的自由。所以，自由企业有义务承担部分“公众责任”。斯隆坚持的基本上是由亚当·斯密发端的传统观点。他坚决维护自由企业制度，认为政府只是社会的“守夜人”，其职能应该严格限定在“提供公正”和“维护公共安全”上。企业经营管理应该由企业自己负责，社会公众事务应该由社会自己解决。斯隆既反对政府的过度扩张，又不赞同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在美国“罗斯福新政”推行过程中，斯隆开始时并非坚决反对，因为他意识到走出大萧条离不开政府的力量。但是，当新政支持者提出应该强制企业执行某些维护劳工权益的政策乃至政府干预社会利益的政策时，斯隆跟新政彻底决裂了。他从企业经验的实践中感受到这样做有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可以看出，在新政中，斯隆站在了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张通过政府扩大支出、刺激消费来恢复经济。而斯隆则对政府存有深刻的不信任。为了寻求经济大萧条的出路，在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中，凯恩斯选择的是政府，斯隆选择的是社会，德鲁克选择的则是企业。凯恩斯的观点在罗斯福新政中得以成为指导思想，并在二战后扩展到全世界，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世界的经济“滞胀”，说明凯恩斯主义存在严重缺陷，这种缺陷就是政府过度扩张破坏了原有的权力均衡，造成市场关系扭曲。德鲁克主张大企业对社会公众利益负责，从而解决社会问题。这种方法能够避免政府的过度膨胀，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有效处理社会问题，唯一的缺陷就是可能会给企业造成过大的负担。显然，德鲁克认为，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大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是值得的。至于企业应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在这方面没有确定的标准，唯一的底线就是企业必须能够维持足够的盈利，既能够支付当前的成本，又能够支付未来发展的成本。在一定意义上，德鲁克所强调的，是企业的“社会公民”角色。虽然斯隆与德鲁克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上述分歧，但是，德鲁克在为《公司的概念》1983年版所作的跋中说：“评论家和通用汽车公司以外的读者大都认为《公司的概念》显然是站在赞成通用汽车公司和大型企业的立场上的”。纵观德鲁克的管理学观点，他始终对斯隆提出的“事业部制”赞誉有加。在其管理学代表作《管理实践》中，他根据斯隆设计的事业部制，提出了“联邦分权制”组织模型，并认为该组织模式是大型企业乃至中型企业的首选结构形式。在这之后，德鲁克关于企业组织结构的思想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他始终没有改变对联邦分权制的支持立场。
斯隆和德鲁克两人的管理思想所指向的标的相同，这就是维护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两人的目标一致，然而两人采取的手段不同。斯隆试图通过通用汽车公司的制度设计，充分发挥公司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美国社会树立私人企业成功的典范，使美国公民认识到，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企业管理人员，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为美国的经济成功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进而为避免政府干预寻找依据。而德鲁克则基于对西方世界发展变化的认识，认为斯隆式的逻辑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现实，尤其是随着美国工会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和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兴起，原来的小政府和工人利益受到忽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美国的政府、劳工和企业三方需要形成一种新的权力均衡格局。基于这种认识，德鲁克主张承认既定现实，维护工人的合法权利，并要求企业担负起必要的维护“公众利益”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维护公民的自由以及自由企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