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实业界的斯隆与学术界的德鲁克都名闻遐迩，在管理这个交集上，两人相撞了。这次相撞十分有趣，观点上的争论和人格上的尊重相得益彰，思想上的撞击和行为上的敬仰相映成辉。时代的差异，年龄的差异，管理实务和理论思考的差异，在他们两人的交集上都有深刻的反映。了解两人的分歧，可以使我们对管理史上的一些关键环节认识得更为清楚。由于年龄和职业的差异，关于他们两人的分歧，在斯隆自己那儿没有多少记载，只有德鲁克的“一家之言”披露了不少细节。仅仅就德鲁克的“一家之言”来看，他在充分说明观点分歧的同时，对斯隆的赞誉和崇敬跃然纸上。哪怕我们把这种争论的思想意义完全排除，仅仅从意见争鸣的方式上看，也能给当今的人们提供不少教益。试问今日世界，有几人能做到在批评对方时比德鲁克更好？尽管德鲁克与斯隆没有师徒关系，但从广义的“师徒”角度看，两人显然有着“辈份”的不同。对于如何处理这种“代沟”，德鲁克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两种极端：一是“吾爱吾师”而不惜践踏真理，另一是“更爱真理”而不惜欺师灭祖。对于这两种极端现象，哪怕有德鲁克胸怀之一二，也能使我们在理性准则和伦理准则二者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德鲁克与斯隆的撞击，起于1943年晚秋。这一年，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唐纳森·布朗邀请德鲁克对公司进行政治和经济学研究，从而为公司在二战后的政策提供建议。当时德鲁克还是30多岁的年轻人，而斯隆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两人的首次会面在如下的开场白中展开：斯隆：“德鲁克先生，你或许已经听说了。我不是提议让你来通用进行研究的人。我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可是我的同事看法不同，还是希望你能对通用进行研究。因此，我得尽到自己的责任，确定你能胜任愉快。……我必须确定你可以取得一切必要的资料。……我不会告诉你该研究什么，或是该提出何种建议。……你只要告诉我，你认为什么是对的，而不要管‘谁’才是对的。别担心管理阶层的成员，包括我自己，是不是能采纳你的建议或同意你的研究结果。如果对你来说是对的，在我看来却是个错误的话，我会立刻告诉你的。”从斯隆的开场白中，可以看出，斯隆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也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然而，如德鲁克在《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斯隆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即使对德鲁克的研究没有兴趣，甚至对德鲁克的观点不赞同，他还是尽可能为德鲁克提供研究上的方便，以尽到自己的责任。结束了在通用汽车公司为期一年半的调研后，德鲁克出版了《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一书，系统阐述了他对公司管理、大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功能和责任的看法。然而，包括斯隆在内的绝大多数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人员却认为，《公司的概念》中的大多数观点是对通用汽车公司肆无忌惮的攻击。后来，该书虽然一度成为畅销书，但是，在通用汽车公司，乃至通用技术学院（GM Technical Institute），都找不到该书的影子。在德鲁克看来，他与斯隆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关于通用汽车公司的政策；关于公司雇员关系的建议；关于要求公司“服从公众利益”的观点。
在公司政策方面的分歧：斯隆为代表的通用汽车公司高管层认为，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是成功的，而且这种成功持续了20多年，尤其是这种成功还经受住了大萧条的严峻考验，所以，二战结束后，政策的宗旨和指向不需要大的变动。而德鲁克认为，任何政策在经历了20余年之后，必然与市场情况不再适应，所以，有必要对公司各方面政策进行重新审视，以制定适应新形势的公司政策。20世纪4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下属的雪佛莱事业部甚至比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市场占有率都高。在这种情况下，德鲁克建议通用汽车公司将雪佛莱事业部独立出去，这样既有利于市场竞争，以避免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诉讼，又有利于通用汽车公司的市场竞争战略，变防御为进攻，变守成为开拓。然而，以斯隆为代表高管层却认为这是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公开挑衅。在他们看来，经过几十年的管理实践，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找到了成功的“原则”，而以后的企业经营，只需遵守这些“原则”就可以了。二战后，国外汽车市场迅速发展，其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市场，规模也已经与美国市场不相上下，在这种形势下，斯隆却拒绝对公司的管理体制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虽然通用汽车公司也在欧洲和日本进行了扩张，然而，在海外市场的扩张方面，通用汽车明显落在了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后面。在通用汽车公司高管的头脑中，之所以要在二战后坚持20年来的政策，是因为这些政策已经在一个长时段内取得了成功。而在德鲁克看来，之所以要对公司各方面的政策进行重新审视，恰恰也是因为这些政策已经取得了多年的成功。从这种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斯隆是一个实干家，他不拘泥于教条而发现了企业经营的“原则”（主要指分权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通用汽车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斯隆本人没有能跳出自己发现的这些“原则”，某种程度上甚至被这些原则束缚住了，“分权”以及事业部制似乎成为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教条。德鲁克虽然没有企业经营的实际经验，但是，他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不断地试错，才能制定出与市场形势相适应的公司政策，所以，他主张对公司的各项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对于经营者来说，如果没有对自己政策的执著和坚守，那么，这些政策就难以见效；而对学者来说，没有对已经成功的政策质疑和反思，也就没有学术的进步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