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酉民:我以前研究三峡工程时,总结了其四五十年的决策历程。我发现,对于重大决策,从国家这个层面上来讲,需要建立决策的“三化”“一公开”体制,即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决策科学化,就是决策过程要科学,信息收集要科学,决策方法要科学;决策民主化,就是咱们现在实践中比较强调的民主集中制,这对于上市非上市公司都一样,无论是董事会、股东会、总经理办公会还是某个部门或团队,该谁决策谁决策,而且要真正做到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决策的法制化,就是决策的流程化、程序化、法规化,这对公司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流程决定哪些决策由谁决策;“一公开”,就是要使重大决策的过程公开和半透明化。所谓半透明化,因为有些决策是不能对外透明的,但是应该公开的一定要公开,并视情况保证适度透明。对公司来讲,特别是对经营活动比较复杂公司的重大决策,“三化”“一公开”可能也非常合适。 重组:捆绑与“化学”融合 席酉民:重组的过程一般来讲很复杂,它不仅仅是股权的重构,可能还有经营方向的调整,组织结构的再造,人力、权力与资源的重组与整合,特别是文化的融合。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原科龙的高管,他在科龙工作了十几年,海信收购科龙以后,他如今在海信的领导下继续在原科龙工作。他感慨地说,以前老觉得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style="BORDER-BOTTOM-WIDTH: 1px"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是软的,好像说起来很重要,实际上不那么重要,但被收购以后,就立即感受到了企业文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一个非常硬的东西,影响着企业的各个方面。海信入主科龙以后,从领导风格、管理行为到具体做事的方式方法,都和原科龙的有着巨大的不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甚至有些被认为是根本不合适的。 除了文化冲突之外,根据天地源的经验和您自己长期做投行业务的经历,您觉得企业重组的时候,要处理好的管理问题有哪些? 俞向前:并购重组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据我了解,能够顺利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真正成功的并购和重组,比例低于50%。50%以上的并购重组实际上是不成功或者不太成功,甚至是失败的。 并购重组的难题有文化上的冲突,理念上的冲突,思维上的冲突,利益上的冲突。我觉得要解决好这些冲突,首先大家要在观念上统一,其次是重组方,也就是强势介入的这一方,一定要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一个好的前景。如果重组以后,被大家认为前景不好,那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说,大家也都会干劲不足。重组的目的就是让企业更好,如果重组以后,企业发展受到限制,重组的目的基本上很难兑现。 在有一个好的市场预期的基础上,要把重组的公司做得更好,我觉得还需要实现文化上、项目上的融合;另外也一定要有好的机制,或者说先进的机制,即让能干的人,或者干得好的人能够有所作为。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席酉民:重组不是捆绑,最重要的是融合。融合有思想上的、理念上的、文化上的、制度上的,等等,但具体怎么去实现成功的融合,往往是很难的。我一直在想,这相当于过去是两家人,现在变成一家人,让这一家人怎么统一理念,实现融合?这有点像谈恋爱,有些重组可能谈了段时间,发现彼此相互需要,很快结婚,结果结婚以后却发现日常生活习惯等不一样,有矛盾,最后要离婚;有些重组,可能谈恋爱时间很短,甚至是先结婚后恋爱,一下就结了婚,结婚以后需要建立共同目标、形成共同理念、拥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人生观、价值观等),才好过日子,所以必须找到能够彼此齐心协力的一套有效办法,这就是建立感情,发生化学反应,从而进入“爱不需要讲理由”的境界。于是,强势一方的家庭成员,需要在内心深处真正接纳对方,尊重、欣赏对方,爱对方,而不能让媳妇或者女婿总觉得自己是外人。 俞向前:并购重组真正要平稳过渡,还得靠有所发展,用发展中的增量来解决一些问题。 重组的关键在融合,融合的关键在机制,机制的关键在一把手。我认为,并购重组能不能成功,融合之前的中间过程要走多长的路,关键在于一把手。一把手一定要有开阔的思路,一定要有宽容的心态,才能真正通过公平公正的干事机制、用人机制,逐步成功引导双方的融合。一把手如果斤斤计较,或者说有什么私心,融合的过程就会很艰难、很漫长。他如果偏向于自己原来的团队,甚至只要被人认为偏向自己原来的团队,就可能会对双方原来各自的团队有不同的一些预设,可能会给双方彼此的合作与竞争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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