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又选择了承包制 马：胡耀邦辞职后，企业改革就转向了承包制。 厉：承包制是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股份制原来也有试验，但是股份制已经被批为“自由化”，就开始实验承包制。 马：为什么又选择了承包制呢？ 厉：虽然大家看到了承包制有问题，但是又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如，认为企业“苦乐不均”的问题可以通过基数的平均化来克服，用延长承包期的办法抑制短期行为，等等。于是，在1987年掀起了企业承包的第二次高潮。到1987年底，大中型企业有80%实行了承包制。 马：这时出现了马胜利，被称为“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aihuau.com 厉：周冠五也是改革风云人物，他以“承包制”和大规模的并购而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锋，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后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到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首钢的业绩，足以让人产生幻觉，以为国企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它们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 马：1995年，首钢因过度扩张而陷入困境，领导班子也出现了问题，周冠五被免职。从步鑫生到马胜利，再到周冠五，这些改革人物从辉煌走向黯淡，不是偶然的吧？ 厉：当然不是偶然的。在各种看似不同的个人因素背后，国有企业选择的改革路径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本。承包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本质性缺陷，即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以后，企业产权的界定不是清晰了，而是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它不但没有改革现行体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行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马：在多年的国企改革中，因为试图绕开产权这个核心命题，无数企业家沉沙折戟。 厉：想绕过去，但是绕不过去的。当时全国对企业改革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种，是主张企业应该向股份制发展，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第三种，主张实行租赁制；第四种，主张实行资产经营。我是第二种观点的代表。 马：直到1991年，杨培新还说：承包制是企业发达必由之路。 厉：事实一再说明，承包制不解决问题，因为它不动产权。承包制改革对激活国有企业仍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与如日初升朝气蓬勃的民营经济相比刚好形成反差，国有企业每况愈下。到1990年，不仅没把企业利润包上去，反而在全面承包下，使盈亏成了“三三制”，以前国企80％盈利，亏损只有20％，但承包制后，变成了1/3盈利，1/3亏损，1/3虚盈实亏，即2/3没利润了。 马：1988年5月，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要不怕风险，用5年左右时间解决物价、工资问题。
厉：当时中央已经决心进行价格改革。当年6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接见了5个经济学家，有我、吴敬琏、王珏、张卓元、吴树青。我预见到可能要发生通货膨胀的后果，在会上提出防止人们提取存款的五项措施：提高利率、发行国营企业股票、卖掉小企业、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发行黄金保值储蓄券。此外，还可以把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改造为股份制银行，有计划放开小城镇户口。 马：这些措施大部分没有得到采纳。 厉：没有。1988年就放价格，还没放就乱了，抢购了，所以暂停了，开始治理整顿。1989年又提，准备又讨论，赞成股份制的人就多了，谁想到又碰到了一个政治风波，又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