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漫谈全球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在国内属于倍受非议的领域，但在多数发达国家，却是主流的医疗机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外到底有何差异，对我们又有何借鉴？
德国
在经济发达的西北欧，许多国家仍然实行着类似于我们政治课本上说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医保政策，但随着欧元区市场经济波动的愈演愈烈，政府负担愈来愈严重，芬兰的医疗保险的财政负担甚至一度占其国家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一。于是，政府和医院想方设法地节省成本。如德国实行分级就诊制，除了急重症病人，病人一律先通过价格低廉的社区医疗机构诊断，然后视情况望上级医院派送。而在民营医院，甚至会出现病人与医生讨价还价的现象。
德国允许医院广告的存在，但审查极严。首先要检查广告是否已获得医疗广告监管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其次还要检查其内容的合法性，违者将受到严惩。但因为德国法律规定所有公民必须参加医疗保险，否则将会有诸多限制——比如大学生不参加医疗保险就不能注册入学。国内曾经的医疗广告满天飞的现象在德国是不可能的事，取而代之的是内容健康、安全可靠的少量广告。正是因为财政的大力支持与医院的自律及讨价还价现象的存在，在权威机构做的调查中，德国95%的民众对医院表示信任。
用一位德国学者的话说：“德国医院不用做广告。”
美国
如果说在商业经济高度发展的美国，医疗体系是以非盈利性民营医院为主体的。这恐怕要让许多不知情的国人懵了。如果说这些美国的支柱主要是靠社区或社团的捐资成立的，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大跌眼镜。
如果硬要把这种“非盈利性民营医院”套在中国的国情里，可以称为“私人办的公立医院”——如此一来，您是否了解了？不要因此认为是“灰色民营”（见《医药商业评论》9月期）。美国的非盈利性民营医院需要严格地遵守所有免税企业的规定，一旦查出问题，可以随时吊销其营业执照，甚至对投资者处以最高200%于收入的罚款。投资者可以从中受益，但回报主要是美国人比较看重的社会效应——名气、威望、资历等，其中的利润并不能像股票那样随意支配。而它也不像慈善机构那样不必考虑收入，而是一切行动皆以保持利润以维持运转为前提的。因此“非盈利”不等于没盈利，它的照样有与国内的民营医院类似的高薪经理人制度，照样有与宫内公立医院类似的科室外包现象。 就记者而言，美国的医疗机构给人一种精神化的享受。美国某报告称，健康是国家的财富，或许可以作为一种解释。
日本
日本商界十分讲究策略，民营医院当然不例外。原先由于日本公立医院实行“大锅饭”政策，服务质量差，而日本两极分化严重，设备精良、服务优秀、面向高端的民营医院异军突起，一度占有了20%的客户。但面对如今日本经济从泡沫经济时代走向萎靡紧缩的时期，民营医院的数量却大大增加。为了增加竞争力，“医疗机能评价”——这一评价医院医疗效率与效果的体系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根据这一体系，病人术后住院天数、检查及用药均减少，但随之而来的隐患也显而易见。
即便如此，日本民营医院的许多优点仍是国内民营医院难以比拟的。比如成百家民营医院破除成见，实行信息共享，简略了档案储存，能够得到最新的信息；无论资历如何，专家一律门诊，年轻医生在病房以增加经验；拥有顶尖技术的医生，争取在短时间内治好病人，减少并发症的同时，使流动量加大。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医院无论公私，均不允许做广告，全国医疗价格基本统一，信息透明。这迫使民营医院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服务得到客户青睐。
印度
如本刊7月期的《环球制药“仿”“防”争战》中所提，印度实现了国人梦寐以求的“医药分家”——医院只能给处方，抓药去外面的药房。因此医生、药剂师的“回扣”已不存在，技术好的医生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成立私人诊所，或是直接任富人的私家医生。由于医生多为个人出诊，开设的诊所往往不大，“民营医院”的说法往往不能令人信服。但医生在技术上过硬是没问题的，毕竟这关系到他们的饭碗。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公立医院工资低，民营医院工资较高。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少人去民营医院的同时，但亦有不少学者留下。原因很简单：公立医院的医生享受公务员待遇，医生可享受医疗、医疗意外（事故赔偿）等保险，这对于一心研究学术问题的医学家而言，是再美妙不过了；民营医院工资虽高，福利却很少，适合一心挣钱的医生。
至于效率嘛，据说澳大利亚的公立医院的效率比国内公立医院还低一些。
学以致用
广东省茂名市中医院副院长黎治荣认为，我国决不能盲目推崇国外模式，看似制度严格的其他国家也有怪事。某领导去澳大利亚看红眼病，因不属于急重症，只好排队，先让年轻医生查看，再让上级医生查看，再进行多项检查，开了一瓶眼药水，再观察两个小时（实为医院为避免因患者对药品不适而进行的脱离法律责任的行为），国内一瓶眼药水的事情却变成了价值人民币1000多元的处方。令人啼笑皆非。
原卫生部长高强就曾经说过，类似印度的免费医疗制度是低水平的。中国一旦效仿，建立水平特别低的保障制度，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但是建立高水平的医疗免费制度，不是中国，更不是印度能做的。正如邓继红医生的文章《印度的免费医疗果真很美吗？》中提到的“中国人还愿意回到吃阿斯匹林、扎针灸、灌中草药的‘免费医疗’时代吗？”
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的看法更为实际。他认为决策层应看清，强迫没有财政支持的“供方”交纳重税，结果只能是逼着它们转嫁给消费者，这无疑是个更为残酷的事实。
他很青睐日本医院吸收民间资本的方式。其《国家卫生法》规定，只有社会财产法人才能办医院，保证了秩序的稳定，同时国家的补贴不是给医院而是给了病人这个“需方”，通过病人上医院看病的方式，既使医院间接得到财政支持，又避免了像我国补“供方”造成医疗价格偏高的局面——掌握了资金的病人会选择服务好、技术高的医院（无论公立、民营）就诊，刺激医院改善服务，改良价格。
改良的方法多种多样，《医药商业评论》亦很青睐新加坡实行的国家委托私人经营医院的模式。但有一点绝对不能违背——要与国情相适应。学以致用，相信聪明的国人一定能够在漫长的探索中求得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