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敏说:“和跨国资本较量,就算死,海尔也要死到最后一个。”而TCL的李东生则说:“与外国兵团较量,TCL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一场民族品牌在产业报国的旗帜下开始了大突围。 1994年4月,一则新闻稿曾让很多人唏嘘不已:一度被摆上人民大会堂国宴席的重庆天府可乐被百事可乐正式收编。至此,中国8家碳酸饮料公司,除了上海正广和之外,其他7家均被“两乐”收入囊中,媒体耸动而煽情地称为:“两乐水淹七军”。 这个现象使得人们对本土品牌的命运产生担忧,同时也激发出很大的民族热情,本土企业以价格战的方式发动了前所未见的空前商战。 迈入十周年的联想,就是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氛围中奋然崛起的。 在1989年前后,国产微机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率为67%,而随后国际电脑品牌商大肆地冲击市场,到1993年国产微机市场份额猛降到了22%,几乎溃不成军。当时中关村里几乎所有的知名电脑公司都放弃了最艰难的自主品牌经营,退回去做跨国品牌的代理——长城代理IBM,方正做DEC,四通做康柏,而业界风头最劲的史玉柱则已经宣布转战保健品。 就是在突围上,联想公司的两大灵魂人物,柳传志和倪光南发生了致命的分歧——这场“市场派”与“技术派”的决斗,直至1995年6月30日,以倪光南被免职才分出胜负。aihuau.com 随后,柳传志决心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孤注一掷,他对出任联想电脑事业部总经理的杨元庆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 话说得如此激越,实际工作却很务实。柳传志的第一个举措是谋求政府采购的支持,此后联想在很多政府采购招标中,屡屡挫败跨国公司而得手。在公众舆论上,柳传志更是营造振兴民族品牌的强大氛围,在全国300多个城市推广家庭电脑和联想产品。在产品制造上,他则死命杨元庆“必须把成本降下一半”。杨元庆团队居然做到了,他们推出的“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在同等性能的前提下,比跨国品牌便宜40%~50%,把每台机器的组装成本由150元降到38元! 凭借着惊人的廉价优势及民族品牌热浪的助推,联想经济型电脑席卷全国。到7月,在个人电脑销售的前10大公司排名中,联想名列第五,是唯一入榜的民族品牌。中关村里的那些国产品牌公司如梦初醒,重树品牌大旗。到1995年底,排名前两位的是联想、长城,第三名才是IBM,前十位里国产品牌占到了6个。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几乎所有知名的企业家都选择了柳式道路。
![中国民族产业联合会 民族品牌进行曲——产业报国](http://img.aihuau.com/images/a/0602020606/020608115053867303.jpeg)
在彩电行业,倪润峰提出长虹的使命是“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高喊“用我们品牌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他再度施展价格杀手的本色。1996年3月26日,长虹宣布,所有品种彩电在全国61个大中城市的150家大型商场中一律大幅度让利销售,让利幅度从18%~30%。一个月后,长虹的全国销量就翻了一番,到年底,市场占有率从22%猛增到35%,超过所有国际品牌,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彩电市场的销售冠军。到1996年底,在全国彩电市场上,长虹、康佳、TCL、熊猫等国产品牌已占到71.1%的市场份额,“洋强国弱”的格局被全面打破。 1995年,产业报国也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延伸到了美国纽约曼哈顿最繁华、也是最具有商业标志意义的时代广场。 5月1日,在时代广场可口可乐、索尼、丰田等国际品牌的旁边,竖起了第一块中国公司的广告牌——“999三九药业”,时任三九集团总经理的赵新先站在广告牌下接受数十家中国以及美国媒体的采访。第二天的《纽约时报》说:“时代广场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广告语言——中文。”在后来的几年里,它成为中国公司进入全球化的一道风景线。为了这块广告牌,三九每月需支付12万美元,一直到2003年5月,三九集团爆发财务危机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