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耗资360亿澳元的宽带网建设改造,尚未竞标就把中国的企业华为公司排除,禁止其参加投标,理由是该企业总裁曾经是中国军人,危及澳国的国家安全。
这不是华为在国际市场上第一次受阻,先前几乎同样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华为进入不了美国,现在轮到澳大利亚了,澳大利亚在学美国。
海外受阻发生在华为身上,也许是个案,但对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是个案。从多年前中海油公司计划兼并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功亏一篑,到不久前中国民营企业购买冰岛土地最终不果,都显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后,来自不同国度的企业在同一平台上开展竞争本属正常,竞争中发生分歧和摩擦也不可避免,问题在于是否针对一个国家而采取有别的做法,以及如何处理这些摩擦。很多事实表明,但凡中国的企业要进入某些国家重要或敏感领域的时候,遇到的困难都要比别的国家大得多,甚至大门对中国一开始就是关闭的,就像华为在澳大利亚的遭遇一样。作为企业,华为对此无能为力,只能表示遗憾,这时候政府就应当积极站出来,为华为、为中国的企业据理力争,保持过分的冷静并不是上策。
当初,澳大利亚的矿业巨头在中国的业务涉及违反中国法律,遭到司法调查,澳大利亚朝野上下可没有如此“冷静”,政治家和舆论对中国的指责和攻击不绝于耳。美国的谷歌公司称在中国遭遇黑客而要退出中国时,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美国总统,都曾要求中国政府作出解释。华为这次在澳大利亚受阻,受到“特别待遇”,主司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商务部反应有些滞后,后在舆论的影响下虽有所表态,但仍显得调子偏低,应该不可以用“韬光养晦”来解释。中国有句古话: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在当前外部环境不利因素有增无减、处理国际经贸关系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政府不积极有为,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难有大的作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具备了巨大的生产能力,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像欧美国家和日韩的跨国公司一样,中国将有一批企业以全球为市场、以海外为主要舞台,这已成为必然趋势。无论我们怎样扩大内需,总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这既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国际分工的演变所造成的,除非你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所背离。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和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情况非常相像,日韩两国的政府都曾有明确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措施,支持了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终于成了闻名天下的跨国公司。几年前,韩国政府为帮助本国的企业拿到阿联酋一笔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电站建设订单,连总统都出面给对方领导人打电话,最终击败日本和欧洲国家,如愿以偿进入这个诱人的市场。
我曾就中国企业“走出去”做过调研,发现企业“走出去”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政府的指导。企业应该走到哪里去,如何走出去,有什么样的促进机制和保护措施等等,企业基本没数。那些市场环境好、社会比较安定的地方,中国的企业往往进不去,而那些局势动荡、法制不全的地方,又有大量的中国企业扎堆,风云突变之时,也是中国企业蒙受损失之日,类似例子实在太多。与此同时,又有不少中国的企业海外投资无序,在人家地盘上乱砍滥伐,破坏了环境,引起当地社会的不满。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对指导和保护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华为是世界500强之一,是中国为数极少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知名公司,华为难以与国际竞争对手公平竞争,不仅是华为的损失,也是中国企业的损失,是中国利益的损失。中国将来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就是拥有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应当力挺华为,力挺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通过政府的话语权和斡旋能力为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参与公平竞争创造好的环境。
当初在政府的支持下攻下阿联酋电站建设市场的是一个韩国企业联盟,为首的是一家韩国国营企业,韩国政府并未因为是它是国有企业而犹疑不前。华为以及华为类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并不代表政府的意志,参与市场纯属自由竞争,政府就更应当理直气壮、作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