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责任” (line responsibility)相对于“幕僚责任” (staff responsibility)的说法与用法,原是在军事上。据说,是由亚历山大大帝第一个定义的。亚历山大大帝认为,作战官正是典型的直线长官(line officer),他负责完成军事目标,有指挥权,可获幕僚官的建言与服务,也能自由接受或拒绝幕僚官的咨询与建议。在企业界,“直线责任者”通常是指直接介入生产该组织之产品或服务者。他们身处组织各阶层,在各阶层、各阶段做成决策,也为最后成果负起当责。这些人如:研发人员、生产人员、业务人员等;幕僚人员则指不直接介入者,他们提供建议、咨询、支持、或服务,以协助直线责任者达成目标,他们如:品保人员、人资人员、资管人员等等。在ARCI模式中,C与I是典型的支持系统,是在幕僚线上。所以,当责者的A是“直线责任者”,负责完成企业目标,有指挥权—— 但没军事上那么强悍、强烈,可获支持系统的建言与服务,也能自由接受或拒绝幕僚的咨询与建议—— 但也应该没有军事上那么决然。相同的是,A不可能因C的建议不良导致失败,而有所怪罪。毕竟,从“建议”、“决定” 到 “交出成果”之间,还有段漫漫长路,还有个“执行力”的关键因子;而这个“执行力”的关键因子,正是掌握在具有直线责任的A与R身上,如第五例所述。下述研究结论,也有很大的惕厉:“建议”不必然连上“最后成果”。事实上,连“决定”都不必然连上“最后成果”,连大老板们的重大决策,都未必真如学校教的、报章报的那般惊天动地影响未来。柯林斯(Jim Collins)从《基业长青》到《从优秀到卓越》的长期研究中,对决策实务有深刻而精辟的见解。2006年6月,他在美国《财富》杂志75周年庆专访中,分享了他在广泛而严谨的访查与研究后所发掘的决策“秘密”。他说:“最后的总结果,事实上是得自一段时间内,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决策,及其后的良好执行力;而不管多大的决策,都只在总成果中占有一小分量而已(No decision no matter how big, is any more than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total outcome.)。”这一小部分又有多大多小?柯林斯也有进一步的“定量”描述,他说:“以对总结果的影响而言,一个大决策不会像在100总分中占去60分,而是更像是占有6分而已;于是,其他许许多多的0.6分或0.006分一齐加总后,终于形成总成果。”aihuau.com韦尔奇说:“Condor(直率),是商业中最大的肮脏小秘密”。那么,柯林斯这个6/100的数字及其背后意义,也是公司决策作业中一个很大的肮脏小秘密了。毕竟,现代的决策世界已不像苹果下落,可利用万有引力推算:时间、速度、轨迹与落点,而是更像树叶飘然落下,各方作用力齐集,下落成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只是我们还是奋力在规划落点罢了。在决策上,你可以犯错吗?柯林斯也有个有趣数字,他说:“在真正的大决策上,你可以犯错—— 有时甚至大错—— 但仍然可以胜出(prevail)”, “5中对4就行了!”。他说,他本来不知道这种事实的,现在他知道了,可松了一口大气。

所以说,交不出成果,不要怪罪别人的建议、不需依靠伟大的决策;是要靠:“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决策,及其后的良好执行力”。好吧,不乱怪罪,不靠大牌;但这一连串大大小小的事与人如何串起来?组织最高阶层中的R在受权受责后,回到自己部门里即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A。这些在全组织中各阶层、各阶段中串联起来的当责者A,正构成了企业组织中清清楚楚的“直线责任者”。这条直线要能确实负起当责,才能发挥绵绵密密的执行力,然后如军队般,战无不摧地攻城掠地。这些“直线责任者”从小小组长、项目经理、部门主管,连到最顶层时,就是所谓的“首席执行官”。英文称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名称中的 Officer本来就是军队惯用的官名,是有些霸道的成分。Executive 源自Execute,是执行也是处决。所以有洋公司半戏言曰:To execute or be executed. 是说:执行并交出成果,否则依法处决。非戏言的是,商场如战场,CEO的责任、压力与权威不言可喻。在国内,由于对“执行”与“执行力”的误解,或不求甚解,“执行官”常被混用为“去行动的”、“去执行我的决策的”或“营运长”,而不是整个公司的A—— 一连串长长大大小小的A连成一直线后,最大、最高的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