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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责原是一种新价值观的建立、改变与确立，然后强烈影响企图心与态度，进而采取行动并强调交出成果。在企图心/态度，与行动/成果之间形成一座坚固的桥梁，宛如在每个人心内签下一个负责任的“心灵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一如克莱恩(Dr. G. A. Raines) 在他《当责领导力》(Accountability Leadership) 书中所述的：这份“心灵契约”是确保双方的信任与承诺。这种“心灵契约”在克雷特眼中又成了一份更正式的“当责合同”(accountability agreement)。合同内容具体涵盖：焦点任务的内容叙述、当责辖区范围、所受资源支持、评估方法、最后成果目标，当然还有前述的“后果”说明；后果包括正面的、负面的，数量化的与非数量化的。既然是一份合同，双方就应有协商；不只后果承担可先协商，目标订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协商。毕竟，屈打成招是会降低当责合约或心灵契约的力道，尤其在这个知识工作者正盛的时代里—— 在第8章中，我将详述当责式的目标协商。最后，我想再引述克雷特等人对当责的说明，他们从另一角度定义当责—— 仍采用中英双解，让思考更深切：Accountability is a promise and an obligation, to both yourself and the people around you, to deliver specific, defined results。就是说：当责是一种允诺、是一种义务，不只是对自己，还要对周遭其他人，交出一个特定的、已约定的成果(results)。不是说：已全力以赴，对得起自己良心；做多少，是多少—— 有输入(inputs)就会有产出(outputs)；都已尽心尽力，成果未必尽如人意。“Garbage in, garbage out”(无用/错误信息输入，无用/错误输出)似的outputs不是当责的目标；当责合约要的是get results中的results或outcomes。“重要的是，不只是我们做了什么事；还有的是，我们负有当责却没做的事。” —— 莫里哀，17世纪法国剧作家“It is not only what we do, but also what we do not do for which we are accountable.”—— Moli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