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三鹿奶粉事件中，以科学管理著称的三鹿集团，1100道检测关口都没有“检验”出有毒物资三聚氰胺，颇令人费解。随后出版的美国《未来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部分地回答了类似的问题：科学管理沿袭机械范式是不行的，必须向生物范式转变。原来，依靠1100道检测把关口的“慎密”思维属于机械范式，管理思维应当从机械范式向生物范式嬗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嬗变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追求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坚持正当管理。
管理科学向生物范式嬗变的特殊性
美国《未来学家》杂志08年9-10月号刊登了一篇署名阿诺德?布朗的文章：“新的生物学范式”，其中援引著名美籍英裔科学家弗里曼?戴森的话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这是因为，一方面，如同在过去的数百年间物理学占据科学领先地位一样，生物学将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机械的（近年来称为机电的）思维范式越来越暴露出自己无法克服的弊端。机械范式希望通过建立秩序而实现完美的追求，而结果依然糟糕。三鹿集团1100道检测关口没有“检验”出有毒物资三聚氰胺，就引发了一个行业的“地震”。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绩效主义毁了索尼。2007年1月，索尼公司前常务董事天外伺朗指出，在“电池门”中焦头烂额的日本索尼公司，失败的根源是从1995年实现绩效管理开始的。因为要考核绩效，必须把各种工作要素量化。索尼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非常详细的评价标准，并根据对每个人的评价确定报酬。结果上司不把部下当有感情的人看待，而是一切都看指标、用“评价的目光”审视部下，使集团失去了挑战精神以及协作精神。
布朗的这篇文章认为，“新的生物学范式”将使得管理思维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呼吁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管理思维的新曙光，而且驱去了机械范式科学管理的光环。然而，生物范式似乎不能从根本上克服机械范式的弊端，因为如同人不是机械一样，人既不是简单的生物，更区别于一般的动物。诚如该文所言，新的思维方式是，制造应当顺应自然——用自组装配件组成复杂的系统，培育产品而不是机械地把它组装起来；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可变性和适应性为获得竞争优势可靠途径的世界。然而，人与简单生物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在于，除了要被动地适应环境，还能认识自然规律能动地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人类社会系统本身，就是在对生物学范式的运用中还要进行社会的价值判断。
应当承认，机械范式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催生了泰罗制，对管理的现代化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生物学范式的变革无疑也会在管理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强调思维范式转变的特殊性并不是不要这种转变，而是为了完成生物范式的进步中同时弥补其不足，更好地促进这种转变。的确，机械范式很不幸地具有退化为官僚主义的倾向；然而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不可能用生物界弱肉强食的方式解决，生物学范式解决不了人类社会的利益冲突，在生产管理中也是一样。在企业内部，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难免会产生冲突，在机械范式中通过强求一律甚至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按照生物学范式竞争反而会失去理性。当然，生物学范式的管理更需要认同，那就是发挥发挥自主性或者自组织性的同时，遵循公平公正的规则。这就是管理科学向生物范式嬗变的特殊性。
正当管理是自组织的价值尺度
按照“生物学范式”的观点，机械思维范式的过时，其标志之一是“集中控制的消失”，将被生物学的自组织性所取代。例如“项目管理的基础不是区域化的结构，而是把需要的资源整合到一起，不论这些资源来自何处”。如果说这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那它确是管理者孜孜以求的；但是如果说“这是一种自然的能力”则值得商榷。因为种种公司败德行为前“腐”后继说明，自组织性不能放任自流。在相互的合作中，自己自组织性的行使应当以不损害别人自组织性的行使为前提。在有冲突时，自己通过自组织性获取的利益应当以不损害别人按照既定规则应当获取的利益为前提；即使要牺牲局部利益，这种被牺牲的利益事后应当保证能够得到对等的补偿，并且因此可以为全局获得合理回报。通过这样的自组织性获利才是正当的，按照这种思维范式进行管理才是正当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当管理。
正当管理的提出在“生物学范式”中才有意义，因为它是自组织状态下管理者应当把握的价值尺度。在机械思维范式中，执行是最高准则，不必考虑正当与否的问题。而在“生物学范式”中则不然，必须具有一种己所不欲无施于人的和谐理念。当然，正当管理不能算是高境界的管理。因为它并非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虽然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底线是不做无道之事。这一点是和“生物学范式”不要“完美”要“最好”的追求是一致的。“在生物世界里，凡事不必追求完美，只要它们在其存在的环境中发挥足够的功能即可。”在机械范式里，其目标是“完美性”，我们期待大量的其它事物更加接近于我们为其设定的标准，但这种期待只能带来失望。不过，在“生物学范式”中坚持正当管理的价值观并非是多余的，它可以避免人们对“完美性已不受关注，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性”这样的诉求进行机会主义的解释。如果说自组织性是功能，适应性是结果；那么功能不可遏制，结果却需要做出选择。企业管理不能搞“有奶便是娘”的适应，也不能进行“成者为王败者寇”式结果的投机或者豪赌。
正当管理是自组织性的约束条件，在社会活动中体现的是道德与法律的精神。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生物本性中，人们除了根据利益驱动进行自组织，必须认同企业的价值尺度，并自觉践行。预言生物学世纪到来的弗里曼·戴森，同时把科学生活比作个人灵魂的航程，他呼吁科技必须与道德齐头并进。“新的生物学范式”一文也认识到，“近年来，公众对企业不法行为的抗议之声高涨，他们期待不道德行为能够被消除或至少得到控制，企业因此越来越多地开除一些道德败坏的员工(包括管理人员)。”这实际上是对道德与法律精神的自组织。因为按照机械范式，无论将“制度”制定的如何慎密，在实践中都有空子可钻。而对道德与法律精神的自组织，则是将对“秩序”的维持任务交给具有自组织性的管理者，在道德与法律精神规范不到或者尚没有规范的领域，按照彼此认同的企业价值尺度进行自律。
局部的暂时的适应要向历史负责
按照“新的生物学范式”的观点，“生物体只需要能够生存——以及为实现成功而进行必要的改变”，其中的关键是“适应性”。这固然符合生物界适者生存的逻辑，然而对于人类来说适应还具有选择性：一种是积极的适应，一种是消极的适应。消极的适应包括无原则的迁就，对贪官的赎买，对潜规则的迎合；积极的适应则是一种击浊扬清。其中的生存、成功、改变都是需要进一步界定的字眼。表现在企业管理中就是需要以正当管理为原则来把握，例如生存不是假冒伪劣的生存，成功不是利益输送的成功，改变不是职业道德的丧失等等。正当管理不会抗拒适应，而是要倡导积极的适应。虽然不必独善其身，然而局部的暂时的适应要向全局负责，向历史负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以此为前提，正当管理和“生物学范式”是一致的，“新式管理需要关注各项功能的统一，例如使财务和设计部门协调一致，实现效率最大化。”两者都“必须具有一种全盘管理的理念”。
管理是务实的，难免要顾及眼前的适应，只不过需要注意这种适应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当管理是管理者对自己的管理，不能以经营环境不好，不能不适应环境为借口，在自组织中以不正当的手段为所欲为。戴森认为，在向“生物学范式”的转变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是伴随这种转变，需要加快和完善科学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伴随着这种转变，管理者将具有越来越大的自主空间。在日益扩大的空间里，自组织性的提高是便于创新，而不是用于捣鬼，或者浑水摸鱼。尽管在自组织过程中，管理者的行为是否正当是管理者自己的事，只有他自己知道或者确信，但是真相总是会显现出来的。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相关利益主体有权质疑。因此管理者在自组织中行使自主权时，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保证程序公正，而且事后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当，使得向历史负责不至于成为空洞的口号。
恐龙的消亡说明生物学范式同样有其教训。类似于三鹿奶粉的事件告诉我们，为了向历史负责，仅仅靠管理者自律是不行的，必须形成一种坚持正当管理的追溯机制。这里所谓追溯，是对管理者违背了正当管理原则的问责，说它是“秋后算账”亦无不可。因为在自组织中如何实施管理是管理者的自主权，对管理者的问责注定是“秋后”的追溯。就具体的管理行为来说，追溯虽然显得滞后，但它主要是对当前违背正当管理原则的震慑。这种溯及既往的力度越大，越准确，当前的管理者对正当管理原则越不会轻视。我们可以把追溯机制视为一个“种群”的或者是更高层次的自组织性。根据生物学范式，单个个体的消极适应有可能导致“种群”的不适应，三鹿奶粉事件导致整个奶业的“地震”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作为一个种群受到惩罚之前，对个体的违规行为进行追溯是十分必要的。在各种不确定因素面前，我们无法要求管理完美，不可将科学管理理想化；然而我们有理由要求管理者的管理正当。如果没有正当管理的追溯机制，不能向历史负责，无论管理科学出现什么新的思维范式，依然会出现害群之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