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希拉里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中负于奥巴马。在落败后的演说中，希拉里向支持自己的1800万选民表达感谢，称这表明女性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虽然这次我们没有能打破最高、最难的‘玻璃天花板’，但是你们使这块天花板出现了1800万道裂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芒和希望。这让我们确信，下次如果从头再来将会容易一些。” 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希拉里正卷土重来，为2016年入主白宫铺路。美国社会则似乎比四年前更期待迎来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第一夫人米歇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相信美国已经准备好“女人当家”；前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的女儿芭芭拉·布什更表示支持希拉里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并称那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希拉里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女强男弱”时代的到来 希拉里参选获得的跨党派支持，这说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许多人对五年前女性未能赢得美国总统—这个全世界最具权势的职位抱有遗憾。假如说奥巴马当选第一位黑人总统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平权运动结出的硕果，那么，女总统呼之欲出则反映了美国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例如，就高等教育而言，自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女性在大学录取率方面就领先男性，今日女大学生已逼近大学生总数的60%。今年年初，美国出现有史以来首次女性占劳动力多数的状况。在政治参与方面，有妇女参选副总统、州长，以及在内阁和最高法院任职。目前为止女性担任过的最高职位是2007年南希·佩洛西当选众议院议长。 出现这些变化首先缘于女性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争取，特别是在州和联邦层面积极争取性别平等立法。如1972年颁行的《教育修正案》第九条，严禁学校在学习和体育方面进行性别歧视。其次是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脑力劳动的岗位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美国未来看好的15类职业中，除了清洁工和电脑工程，其他13类皆是女性撑一片天。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建筑业和制造业等男性主导的行业更易受冲击，也使得女性总体失业率低于男性失业率。 因此，希拉里再次冲击总统职位的传闻，就像是女性权力崛起的一个缩影—即便她最后决定不参选或参选后选举失败。 这样的变化是否说明男性在一贯主导的政治领域正在失去优势，或者传统男权社会已土崩瓦解？答案是否定的。就像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无法改变政坛的性别生态一样，女性政治家的成功很多时候体现的是对女性个人能力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女性参政不会受到敌意。而且，希拉里、朴槿惠的成功除了个人努力，无可否认，家庭和联姻是她们投身政治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助力因素，这种特殊的个人背景对于其他女性来说不可复制。
妇女之间的阶级分裂 要从希拉里和美国一国之女性取得成就，就断言如今已是一个“女强男弱”、“阴盛阳衰”的社会，假如不是过于乐观，恐怕也是别有用心。假如以全球眼光视之，美国女性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崛起，导致职场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很可能是传统的“女性工作”（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看看今日中国珠三角工厂流水线旁的男男女女，就可以见出这种转移的规模和影响来。这一方面把发达国家的女性从传统的性别分工中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女性不一定从这样的产业全球转移中受益，反而可能加重女性受剥削程度，家庭劳务转移导致的跨国女性帮佣、有组织的跨国卖淫都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妇女内部制造的裂痕。 美国学者海斯特·艾森斯坦2009年出版《被诱惑的女权主义：全球精英是怎么利用妇女的劳动和思想来剥削世界的》一书，反思了妇女内部的“裂痕”。她认为，在美国，1970年至今的40年间的妇女运动给一部分妇女带来的好处是以妇女之间严重的阶级分裂为代价的。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调整了雇佣劳动力结构，建构了低收入的经济阶层。企业争取利润的最重要策略是雇佣廉价的妇女劳动力。与此同时，另一些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精心作出决策，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打开就业大门。在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大量就业的同时，美国劳动妇女大多数加入了贫困的大军，特别是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资本利益导致贫困的劳动妇女与“主流女性”之间进一步分化。 因而，当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大学里女生开始超过男生，“阴盛阳衰”，“男孩危机”、“男性终结”，切不可忘记说的是哪个阶层、哪个地域的情况。很可能，这样的讨论只是中产阶层的问题，尤其是男性知识精英面对威胁感到焦虑，于是制造了类似假设。事实上，我们的耳边充斥着这一类常谈，比如女人都要当总统了，大学里女生超过男生了，还能说男女不平等吗？我的一位媒体朋友曾经向我抱怨，“我怎么没觉得男性欺压女性？家里都是我老婆说了算”。据说妇联某次组织座谈，有领导发言，说现在家里都是女的管钱，这样了还男女不平等吗？ 妇女的声音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被倾听 无论是“太太说了算”还是“老婆管钱”，这些都不是衡量性别平等的指标。在生活中，的确可以见到不少强势的女人和弱势的男人，但当我们说“性别平等”这个概念时，指的是性别结构，也就是说你生下来就被置于这样的结构中—在非洲许多国家，作为女性意味着女婴割礼，在中国，作为女性意味着外嫁就无法从集体分到田地，有男孩家庭的女童失学率更高，等等。 考察性别平等状况必须凭借一定的综合指标。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反映两性在生殖健康、政治赋权和劳动力市场三个维度不平等状况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比如国际组织“社会观察”发布的“性别公平指数”，从教育、经济和政治赋权三个方面来衡量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衡量的是各级别的学校在录取（入学）上存在的性别差距；经济参与是考察收入和就业方面的性别差距；政治赋权衡量的是议会和高级行政主管等高职位的工作状况。此外还有按国别进行统计和排序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假如按照孕产妇死亡比率、未成年人生育率、国家议会中的女性席位比率、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性别比率、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性别比、避孕率、产前检查等生殖健康参数以及总生育率等联合国指标，虽然希拉里有望当选总统，但美国2011年“性别不平等指数”在187个国家中排名仅列47位（中国排名35位）。女性政治参与方面，美国2012年有下滑，列22位，在发达国家中排名较低。 有了这些指标再来看中国，应该说情况不容乐观。尤其在高等教育和就业领域，女大学生增多的同时，是女生入学及就业门槛的提高。大众舆论往往从功利而非权利角度看待招生门槛对女性的限制，比如，觉得大学里女生太多会造成不利影响，却不去讨论男教授太多造成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既觉得女性结婚、生育对职业发展不利，以此作为限制招收女性学生的“理据”，另一方面，又极力表达对女性不婚不育的反对和担忧。也就是说，陷入了女性因为要结婚生育，因而不好找工作；而为了工作不结婚生育又不行的死循环，总之是要对女性生育和职业发展进行控制。 在美国，这样的控制体现在对女性大学生只“勾搭”、而不交男朋友的担忧。《纽约时报》最近报道，普林斯顿大学校友苏珊·巴顿在3月写给校报的一篇文章中劝说女大学生不要浪费在大学里找老公的机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对女生来说，假如30岁之前的主题是奋斗而不是结婚，为什么要找男朋友呢？可问题在于，在大学里找老公为什么应该成为女生的目标，找老婆却不是男大学生的目标？ 在中国，控制女性的性和生育体现在父权话语与自由主义话语的结合。比如在最近放松生育管制的讨论中，许多男性知识分子鲜有考虑妇女人权的维度。妇女被简化为可以生育的子宫。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开生育可能导致“让妇女回家”的呼声重现，改革计划生育只是被另一种控制妇女生育的手段代替—男权国家说了算，妇女的声音被忽略。 什么情况下妇女的声音才会被倾听？希拉里当选总统也不必然意味着妇女的声音被倾听。一般来说，在社群、决策机构或团体，当妇女名额占三分之一以上时，女性才有能力影响决策。由此，我所憧憬的性别平等的图景，并不是想象中希拉里当选总统一刻，而是多年前参观瑞典议会时看到的全体议员合影，在这样合影中，女性已经超过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