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有媒体披露记者在湖南、河南、山西、湖北等地采访，发现政府楼堂馆所石兽、球体等做装饰物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惯例，其中还颇有些“神秘寓意”。关于政府这一做法，不少评论人士纷纷发表意见认为“风水装饰物”背后还是封建迷信思想作怪，折射出地方执政官员的信仰出了问题。 对此，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于希贤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于希贤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开过风水课；而在国内因退休之前一直在北京大学讲授“风水学”而备受争议。 人们不满的是官员腐败，而非风水 时代周报：最近有报道说，多地党政机关大楼前流行摆放“转运石”、“风水球”和“瑞兽”等，对这种做法，你怎么看？ 于希贤：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传统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摆吉祥物的这种做法都不新鲜。到英国去旅行，我们会发现不少城镇街道的门头有“羊”，其实那也是他们的吉祥物。在维也纳，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建筑上有铜铸的小神仙和仙草的图案。在中国，从故宫到颐和园，我们同样会发现门口都有石狮子。 事实上，对照一下很多明清的古建筑，大家会注意到大多是八字门两边开，放抱鼓石、石狮子、大象和貔貅的都有。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放吉祥物的爱好。在我看来，这些和封建迷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关联。就如同我们过端午节一样，就是一种民俗。而这些，又恰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那一部分。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人们对政府门口摆石狮子的不满？ 于希贤：或许人们真正不满的并不是放石狮子、大象，甚至是转运石、风水球等装饰，而是今天官员们的所作所为和腐败现象。不少媒体提到，摆放的这些东西花费颇大，但是就我的了解，其实这些东西花费并不多，比起那些官员的贪腐来说，更是不能比。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不满只是一个表象，其所反映着的，是人们对身居其中的官员们的不满。 时代周报：摆放“转运石”、“风水球”和“瑞兽”等，显然这是 “风水学”的体现。很多场合下，风水被看作是一种封建迷信，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体系中，建筑风水却又一直存在着，在你看来，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风水的问题。 于希贤：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盘西化非常盛行，很多人认为中国原创文化都是落后的象征。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医、风水、针灸这些传统文化都受到了打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医和针灸终于抬起了头，但风水依旧还被扣着“迷信”的大帽子。 其实，风水有些类似于中医，医学有两套系统，一套是西医，我们传统的是中医，中医建立在阴阳、五行的整体有机理论之上，以辨别和调节人体的阴阳、虚实、表里、寒热为要务，以协调人体内部和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是中医的独特之处。建筑风水学与西方的建筑规划学同样是两套系统。西方的建筑学是以力学、规划学为基础的，而传统风水学和中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的。
建筑风水学特别注重关注建筑空间，如山形水貌，藏风纳气。在我看来，真正的风水当然是科学，而且是很严肃又严谨的科学。具体而言，这与地理学很相近。地理环境在地表的分布千差万别，具有不平衡性，客观上存在着相对较好的、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给人们带来幸运和隐藏着吉祥与幸福的环境，同时，也就有相对而言比较险恶、危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困苦和不吉利的环境。人们本能地会选择、建设、创造符合自己愿望、审美要求和居住安全、舒适的环境。 实际上，风水这套理论在城市规划、大型工程建设及民宅选址、布局等方面的应用很多，中外都有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对风水是有过明确承认的，我还参加过了联合国世界文化宽容年大会，并做了有关于风水的大会发言。事实上，“风水学”就是传统中国的建筑学和规划学。 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文化，这是自己的根基。所谓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这个生活态度分三个层次：一是抽象的，哲学的宗教的层次；二，狭义的文化层次，比如唐诗宋词等；第三个层次就是物质文化。风水是第三个层次。比如城市的建筑风格，为何在这里选址，这样规划设计，路怎么开，树怎么种，大门怎么开，包括居家家具的式样摆设等，建筑文化的这套东西就是风水，指导思想都是阴阳五行说，这是中国独有的文化。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址可以看到，距今6000多年前，古人就形成了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并对天地人的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解，这实际上就是风水的雏形。中国历代都城、村落和民居，几乎都是按照风水规律布局的。或者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在上个世纪20年代西方的景观设计、规划设计等一套理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哪一座城市、哪一个乡村、哪一个有名的建筑不是风水师的思想指导所做的呢？ 建筑风水为什么几千年能够保留下来，是有它的道理的。建筑风水中的“气”和“势”，都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后总结出来的，是在大量的经验基础上，以统计概率的形式表达的。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中国文化，认为建筑风水不能和西方的思想体系接轨就是迷信的。对建筑风水不加研究就加以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古代风水学中也有很多不合天理、人情的问题，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学术研究不足，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时代周报：但是现在社会上，打着“风水师”旗号骗人的也不少。 于希贤：现在国内研究风水的主要有三批人，一是以天津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重庆建工学院为代表的建筑学出身的人；第二批是一些研究哲学的人，这方面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为典型；第三批是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其实，学术界搞风水的，真正我觉得做得扎实的都是从建筑出身，做建筑规划设计，他们的路子很正。但是，总体来说，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太差。 正是如此，江湖骗子才会活跃。我曾经碰到一个中学教师给人看风水，狂得不得了，开口就要几十万，实际上说的根本不在点子上。不仅如此，整个社会还存在跟风的现象，如果有哪个“风水师”骗了很多钱，结果就有好多人去骗人。我主张对这些人应该绳之以法。这个行业市场需求很大，希望国家能尽早出来一个规范。所以我建议还是要从学术上解决根基的认识，前提是官方要正确引导。 其实，正式的风水师必须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要看的书很多，比如《鲁班经》、《论语》、《孟子》、《黄帝内经》、《防微论》等。不然，他们只会是江湖骗子。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过一句话，“风水学”是国内批判，西方热捧？ 于希贤：这是事实。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虽然国内有很多人对风水仍持保留态度，但这个学说正逐渐被世界认同。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就有了风水学博士—世界上第一个风水博士是康奈尔大学1973年培养的一个韩国人尹宏基。到了现在，欧洲、俄罗斯、日本、韩国都有风水学专业，在日本2000多所高校中，有110多所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 1990年到1991年，我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教书，一开始学校给我布置的教学任务是讲北京历史地理。当时，我带了本台湾的《大地》地理杂志，上面有我的一篇关于城市风水的文章，叫《中国古代城市风水的选址与布局》，被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系的俄国学生看到后，马上就被20人拿去复印。学校后来知道这件事，就干脆让我开了风水课，给学生系统讲授风水学知识。我还记得当时来听课的不少还是俄国的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