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在两个答案中只能选择一个，该如何回答？上海市长杨雄给人们作出了榜样。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上，杨雄市长透露，今年初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调研时，再三追问他，上海是要改革还是要政策，他的态度很坚决，要改革，没要政策。这个回答得到了总理的肯定。
中国的出路在改革。当然，政策层面也非常重要，改革需要配套政策来推进。实际上，改革与政策并不对立。改革固然是一个好词，也非常重要，但政策也非“坏事”，要了“政策”不等于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要改革还是要政策，主要看针对什么事情，不可一概而论。 就上海的整体发展来说，确实有一个再改革的问题。这几年，上海经济一路下滑，2011年，经济增长全国倒数第二，2012年则倒数第一。虽说不以GDP论英雄，但以上海的基础条件、人才优势和国际视野，是不应该“垫底”的。可现在居然就“垫底”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上海改革动力不足，趋于保守的气息让一些跨国公司高管都感到不快。一份中美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公司感到上海的“投资压抑”。所以，上海发展到现在，再改革问题已经很突出。 再改革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具体讲，是以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为契机，重振上海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与开放度“领头羊”的雄风，以“开放红利”来实现上海的经济和产业升级，同时争创在新一轮全球化竞争中的新优势。 自贸区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按照自贸区的定义，也就是划定一个区域，在该区域内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正因此，自贸区内要实行特殊监管。这就对中国现有的市场服务和政府监管水平提出了挑战。我们现在建有各类保税区，但保税区充其量是自贸区的初级形式。因此，不仅对上海，对全国而言，都有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要在学习中改革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监管体制，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上海这次建立自贸区，不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仅仅基于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而设立一个自贸区，而是带有为中国在新的全球化竞争中探路的使命，所以，它是一个试验区，就像30年前的经济特区一样。而之所以把这个自贸区设在上海，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已由传统的商品贸易为主转向以更高标准更高层次的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的转变，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像一些专家所说，自我感觉良好、骄傲自满，仍然停留在加入WTO所要达到的标准，满足于加入WTO所带来的改革开放红利，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新标准、新发展知之甚少或观望、排斥，势必会贻误战机，成为新的全球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和国际贸易的边缘者。中国要不被孤立，摆脱边缘者的角色，就必须重新开放，以新标准来开放，并用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 在改革30多年后，中国已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既得利益，他们不思改革，反对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国内其他力量，无法推动改革，故而仍有必要借鉴中国改革之初的经验，以开放态势，倒逼既得利益不得不改革。所以，上海自贸区被各方视为探路再开放的“试验田”。 据了解，它将涉及到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开放、投资管理改革、金融改革以及行政改革等几方面，是一场要素市场的放开、政府边界厘清和管制放开的试验，期望通过深度开放，成为撬动中国重构世界贸易价值链的支点。 然而，也正鉴于这点，我认为，国家应给予上海自贸区配套的政策支持，这与改革并不矛盾，相反，它会有利于促进改革。当年国家支持深圳特区建设，没给钱给政策，让深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不就闯出了一条路子吗？ 当然，今天条件不一样，我们更着眼于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所以，给政策不是要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特区，而是给你政策的同时也不对别人设限，大家一视同仁，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竞争。这样才能打破地区分割，解决国内的公平竞争问题。但总的来讲，要不要政策与要不要改革，并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没有必要把它们对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