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公众的眼光所关注，每当患者与医生发生冲突，人们总是习惯性地站到了患者一方，医生受到言语和暴力侵犯的案例也是层出不穷。在要求医生遵守职业道德、救死扶伤的同时，我们也可曾想过：谁来为医生的风险买单，谁来保护我们的“白衣天使”？ 医生常常很“受伤”
62．3％曾遭受言语或暴力侵犯 本报对省会长沙12所省级、市级医院200名医生的调查发现：对于长沙市目前的医患关系，认为医生与患者之间“融洽、双方合作”的只占被访医生的6．8％，认为医患关系“对立”或“对立多于合作”的则占到了26．0％，而且62．3％的医生曾经遭到过患者或其家属言语或暴力侵犯。对立、辱骂、殴打医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对于医患冲突中的矛盾，29．3％的医生认为，多数患者是无理取闹，就是想要点钱，只有6．8％的医生表示医患冲突多数是医疗确有过错，患者受到了伤害。 除了遭遇患者或其家属的侵犯外，许多医生还要对一些无法避免的医疗结果承担责任，且大部分医生在治愈病人的同时，自己身体却处在亚健康状态。医生行业的风险其实不用多言，只要想想2003年那场人类灾难——非典（ＳＡＲＳ），就可以看出医生这一职业原来是行走在风口浪尖。 部分患者的过激行为、ＳＡＲＳ事件暴露出的风险性、医疗事故处理中的举证倒置……不能否认，医生已经成为充满风险的一门职业。风险的存在也必然会束缚医生在行医过程中的手脚，患得患失的心态也不断地扩散、蔓延，用当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医疗技术越来越高，医生胆子越来越小。” 根据调查，长沙市医生目前最关注的就是职业风险，占被访对象的28．7％。医生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工作风险的存在：ＳＡＲＳ（非典）出现让7．7％的医生产生过放弃从医的想法；68．2％的医生很担心自己会在工作中染上传染病；60．9％的医生觉得从医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56．1％的医生认为从医给自己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心理枯竭；64．1％的医生担心自己在无法治愈病人的情况下会遭到病人或其家属的报复……（表一） “目前社会环境对医务人员的工作不是很有利，而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更是给医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席许平对于目前很多患者不信任医生的现状唏嘘不已。正常工作中存在的风险不仅让很多医生受到了心灵和身体上的伤害，也让他们在工作中出现患得患失的情绪，无法根据病情做出自己的判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胆子越来越小”。“以前，病人只要有百分之一挽救的机会，医生都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但是现在，即使病人有百分之七十的希望，部分医生也会选择放弃尝试，因为他们也有后顾之忧，怕出事。”席许平的话让人震惊，但很实在。除了治疗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因素外，少数媒体也在恶化医患关系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分夸大医疗事故中患者的受伤害程度，放大少数庸医的形象，导致了公众对医生行业的不信任。最终的结果也只有一个，患者的不信任也将引起医生对患者的不信任及对治疗结果的担心，造成医生在很多关键时刻望而却步。 职业风险不仅是医生最关注的问题，也是他们头顶的紧箍咒。那么，谁来为这些医生的职业风险买单呢？ 对于自己的这份职业，长沙市逾七成的医生觉得风险实在太大，即使小心谨慎，也是防不胜防；28．9％的医生认为风险一般，只要自己小心谨慎，风险是可以避免的；只有1．0％的医生表示自己从事的专业没有任何风险。对于在可能出现的医疗事故中个人承担的赔偿比例，82．4％的医生坚持认为应控制在5％－10％，此外 职业风险束缚医生 56．1％认为从医造成自身心理枯竭 谁为医生风险买单？ 逾七成觉得职业风险太大 还有13．9％的医生认为在20％－30％之间较为合适（表二、表三）。 “毋庸置疑，医疗大环境的制约以及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已经造成医生行业的高风险。绝大多数医生都希望努力治愈病人，但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国家保护医生利益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湖南省肿瘤医院公共关系科副主任彭萍说道。据了解，在国外，即使发生医患纠纷，患者一般也不会直接去为难甚至殴打医生，而是通过法律途径与医院或医生的律师对簿公堂，律师会全权代替医生处理纠纷事宜。曾在国外深造的席许平对此也深有感慨：“在医疗技术发达国家，病人死后的尸体一般都会留给医院解剖，这样方便医生对死者病因进行深入了解，但这在我国很难做到，结果只会造成很多医生在面对同一病例时，还是不得不凭经验来判断，这不利于我国医学水平的提高，也在侧面提高了医生治疗过程的风险。”席许平说：“医生的主要责任就是救死扶伤，但很多医院遭到患者家属围攻或殴打医生的事情还时有发生，严重干扰了医生的正常工作，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很有必要加强管理，维护医院的正常工作，保护医生的人身安全。” 2004年11月，北京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规定北京市公立非营利性医院必须都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今后发生医疗过失纠纷，医院和医生到底有没有责任，需不需要赔，究竟要赔付多少，患者都不再跟医院或是医生讨价还价，将全部交给保险公司认定和赔付。此种方式的出现，不仅在国内医学界引起震撼，也在实践中为医院和医生提供了解决医患冲突、减少医生职业风险的途径。对于上述保险公司给医生“买单”的办法，长沙市多数医生表示欢迎，希望能在长沙尽快实现这种风险保险模式（表四）。 医患信任达到双赢 湖南省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 廖革望 2004年上半年，湖南肿瘤医院被抬进一位从湘西地方医院转来的女病人小华（化名），当时的小华已经神志不清，还出现脑转移症状，并且一侧瞳孔放大。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25岁的小华面带微笑地走出了医院大门。 “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结果。”将小华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的省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廖革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不由地感叹。 小华是在流产时出现大出血，随后被湘西当地医院确诊为绒毛膜上皮癌，由于当地医疗技术和条件不足，患者病情不断恶化，当转送到省肿瘤医院时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从医院的技术和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小华生存的几率在50％左右，但如果谨慎地说，时间上手术成功的可能不到30％。”廖革望谈起当时的紧急情况，很坦然地说：“作为医生，承接手术是有很大风险的，这一点我也考虑和担心过。但我觉得她还很年轻，真的希望能挽救她。”所幸的是，小华的家属非常通情达理，在与廖革望交谈过病情后，表示让医院放心地为小华动手术。就是在这种双方信任的情况下，解除心理负担的廖革望及妇瘤科其他医生一起，通过全身化疗、腰穿刺、脑部放射治疗等手段，将小华逐渐从死神手中夺回。结束第一疗程治疗后的小华不仅消除了神志不清、脑转移等症状，还能顺利地下床行走。 “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有足够的信任，对于医生的治疗和患者的恢复都是很重要的。不让医生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解除医生的后顾之忧，最终达到的结果是患者和医生的‘双赢’。”廖革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