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比如，信里仅就老牛（这一年他40岁，我们也称他为“老牛”吧）与老郑的个人关系，就提到四件事：一是“牛角梳谎言”，一句夸张价格的“脱口秀”，演变为诚信与人品问题；二是“接送错位事件”，送迎上的一次客观失误，演变为牛根生眼里无老郑、客户眼里只有老牛；三是“捐款万元风波”，因为在救人上第一个捐款、捐款最多，演变为故意“出风头”；四是“老郑住院老牛不去探视事件”，演变为老牛眼中无老郑。牛根生在信中点出了这“四大事件”的要害：误解。除了“世界冰淇淋大王”的梦想半途夭折令他抱憾终生外，“误解之痛”大概是他在伊利16年中最深入骨髓的遗憾之一。所以，到了蒙牛，牛根生推出一个著名的“误解论”：“误解与被误解的频率标志着一个人的素质。”同时，在他的主持下，“矛盾的98%是误会”被写进了《蒙牛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手册》。老牛认为，严顺开1993年表演的小品《张三其人》，是春节晚会最经典的节目之一，将“误解与被误解”诠释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倡议下，蒙牛管理层曾经统一观看这一小品：那个可怜的张三在替别人看守鸡蛋时煮自己的鸡蛋吃，正煮着，鸡蛋的主人回来了。张三为了不让人家误会就不厌其烦地解释，还主动帮人家数鸡蛋，结果偏偏就差一颗……张三浑身有嘴说不清，解释到最后，索性把自己的鸡蛋送给人家，还被讥为“神经病”。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篇治国撰写的关于“误解与被误解”的短文：“误解”与“被误解”我们企业文化中有一个观点：误解与被误解的频率标志着一个人的素质。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误解别人，至少有一半的责任在自己；被别人误解，也至少有一半的责任在自己。一个人如果频频出错，那么他的素质又能高到哪儿去？误解别人有多种情况。关联误解：说的是东，领会成西；敲的是鼓，以为是锣；画的是月亮，误当做飞碟……由于对关联物的混淆导致领会错误。这是第一种。缺省误解：别人传递的要素有七个，自己只领悟了五个，要素不全，于是一偏再偏；别人说了三句话，自己只听到了半句，于是断章取义。这是第二种。错位误解：自己丢了一个元宝，对方手里恰巧也有一个，便判定此元宝是彼元宝；甲家门前被人倒了一桶垃圾，乙恰好提着空桶经过，便断定此垃圾是乙所为。不调查研究，不寻根究底，不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跳高一层想问题。这是第三种。对称误解：心中有若干个模子，只要眼前事物的前三个要素与自己心中储存的某一个模子吻合，便推知后三个要素也与此模子完全相同。这是第四种。偏执误解：自己是对的，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就一定是错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忘记辩证法，缺乏弹性思维，不能“一分为三”。这是第五种。归因误解：有人剃光头，便以为要当和尚；有人避开自己打电话，便以为一定是说自己的坏话；有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便以为那是泄私愤图报复……虽然存在其他的可能，还是抱定一种错误的归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是第六种。讹谣误解：听信谣言，不辨讹传，受人挑拨，横生枝节，隔人隔心如隔山。这是第七种。被别人误解也有多种情况。以上的“误解因式”均可转化出对应的“被误解因式”，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怒火效应：把对一个人的怨气撒到另一个人身上，把对一件事的怒火烧到另一件事上，把对私人的恩怨转到公共事业上，让人莫名其妙。半语效应：信息传递不完整，有头无尾，有左无右，有正无负，有喜无忧，让人片面解读。先例效应：见尧思尧、见桀思桀是人之常情，一个人如果做桀的时候多了，那么，当他偶尔做尧的时候，别人依然会解码为桀。不管是误解别人，还是被别人所误解，实际上与一个人的整体面貌息息相关。误解与被误解的背后，有当前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是知识、感情、道德、性格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高素质的人，会将滋生信息偏差的干扰因素控制到最低；相反，一个低素质的人，则会被干扰因素反复卷入是非不明的漩涡。因此，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的频率，标志着一个人的素质。8.一次“瞒天过海”的手术对“老郑住院，老牛不探”的追究，也给老牛留下了深刻的情感伤痕。“吃别人的堑，长自己的智”——这个观点应该不是老牛发明的，但老牛肯定是实践它的标兵。2004年9月，牛根生对团队成员说，他要去一趟蒙古，时间为一周。但令人纳闷的是，这次出差居然史无前例地带上了家属。一周后，牛根生回来了，却只字不提蒙古——这非常不符合他的个性，他的“共享”观念是出了名的，当初发现“膳食宝塔”这样一个图表，他都要拿来与大家共享——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早晨喝凉开水”的故事：老郑在伊利的时候，每天早晨总要喝一杯凉开水，老牛深刻注意到了这一细节，但不明就里……离开老郑办了蒙牛，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早晨喝凉开水有利健康》的文章，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老牛慨叹：你早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大家一起健康不就完了嘛！把知识的苹果“揣在兜里”还是“搁到桌面”，大概也是个性使然。言归正传。从蒙古回来后，老牛还有一个反常表现：平时喜欢的乒乓球运动突然中止了。直到2004年10月16日召开生产经营例会，这个谜底才揭开。原来，他压根没去蒙古，而是在北京做了一个胆结石手术。整个行程，公司里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在家主持工作的党委书记卢俊，另一个就是牛总的秘书。为什么不告诉大家？怕大家探视，怕干扰正常工作。这就是老牛从老郑身上吸取的教训。这就是老牛与老郑的不同。老牛在例会上对大家说：回顾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有许多事，专家都说“不能”；但因为我们识字不多，一不小心把“不”字给丢了，结果就变成了“能”！可谓是“有胆有识”。最近我到北京把胆切除了——佯说去蒙古了，不是撒谎，是怕影响大家……这个胆结石做了以后，基本就没“胆”了，也没“石”（识）了……当然，这只是老牛的谐音幽默而已。2004年12月，蒙牛请来麦肯锡做战略规划，据说目标是放眼全球的“世界牛”！胆识不减当年。9.有关媒体透露的信息关于“郑牛之争”，2000年，《中国企业家》杂志第10期第一次公开披露了部分细节：伊利VS蒙牛：裂变之怨（有删节）伊利和蒙牛的恩怨起始于一个老总和一个副手的故事。（1）牛根生自述：我是如何从伊利出走的我1983年进入伊利，从刷瓶子的车间工人干起，直到车间主任、分厂厂长、总厂副厂长、集团生产经营副总裁，是一个从最底层一路上升的路线。我的领导（即伊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郑俊怀——记者注）基本上和我同一个时期入厂，但他一调过来就是一把手。领导当初对我相当信任，信任到我出的主意、我用的人，他都说：“是的、是的”。但是自从1998年企业进行改革后，我明显感觉到，我肯定的事情他否定，我说能办的事情他说不行——这使我深深感觉到，哎呀，老总对我在意了。我就对他说：“郑总，咱们俩在一起十多年，你是我的老领导、老大哥，你现在有这个意思，那么我给你个辞职报告，你给我一个好的归宿，让我离开这个企业，就行了。”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肺腑之言。可我们领导比较“深沉”，他说：“这是没有的事儿，哪能这样呢？”1998年4月，我第一次提出辞职，6月份，又提出一次。每次，他总不承认我失信于他。11月份，第三次辞职时，我说：“不管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我第二天在董事会上提出来，我来解释。” 第二天在董事会上，我说：“我干得没毛病，我什么理由也没有，惟一一点是我猜着了老总需要我这样做，‘君叫臣死，臣焉能不死’。”这时郑就站起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实，三次辞职报告都是你自己拿出来的。”这时我一旁的两个副董事长也捅我：“你看你误解了老总吧。”这时我想，不能再逼不出他的真话来，我就说：“既然老总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没这意思，那是我年轻气盛，考虑问题欠佳，我就把辞职报告收回来吧。” 但当我起身要拿回辞职报告时，他就不给了，然后哭了，让我回避。后来别的与会者告诉我，他在董事会上诉说，他预感到他的位置如何受到我的威胁、如何影响工作，还说如果董事们愿意的话，“他干我就不干了”。他讲演了一个半小时，说到激动处又流了泪。因为我要收回辞职报告，所以最后董事会是以多数压倒少数的表决结果免去我的副总裁职务，书面理由是“鉴于牛根生同志不再适合担任生产经营副总裁职务”。很有戏剧性和政治色彩。 被免职以后，伊利安排我到外地去学习，不得少于两年。我去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MBA。我去北大以后，凡是我用过的人，生产部长、销售经理、技术人员……基本上都被免了或者以其他职务被挂起来了。这些人到北大来找我，说：“你被免了以后能来北大学习，我们这些人，年龄也不小了，怎么办？”我说既然大家有自己干的意思，就去注册一家公司吧。我们再三商量，觉得还是做乳制品这个行业好，虽然我们领导从前告诫我，如果我离开伊利就不要做加工业了，但他如果不是免我的话好说，现在免了我就是另一回事了。 1999年元月，蒙牛注册成立，当时的法人代表并不是我，因为我当时还是伊利的员工、董事。3月29日，董事会同意我辞去伊利公职和董事职务后，我就正式出来，公开做事了。 其实我不愿回忆和伊利的这一段。作出离开伊利的决定时，我心里相当难受。段永平从小霸王走时老板送他一辆奔驰，而我不但没拿到我应得年薪，还说欠企业20万，上北大1万元也要我交……在伊利那头越寒心，在蒙牛这头做事的动力就越强。（2）暗斗……而伊利，在各种场合，都很决然地和蒙牛划清界线。据说，伊利在全国经销商大会上公开表示：伊利经销商绝对不能同时经销蒙牛，否则伊利将取消其经销权。 同时，在蒙牛的大事记中，若干条都记着“同行企业”为蒙牛生产经营制造麻烦的事例。“同行企业”向银行举报蒙牛“非法集资”、“同行企业”向消协举报蒙牛无菌生产厂址不明、“同行企业”向清真食品协会举报、“同行企业”向哈尔滨技监局举报……尽管如此，精明的牛根生还是不喜欢舆论将蒙牛和伊利对立起来，更不愿逞口舌之快去贬损伊利。但牛透露了他内心深处一个笼统而朦胧的感觉：“以后伊利和蒙牛还会走到一起。”10.牛根生的“机制缺陷论”牛根生对郑俊怀没有怨恨。他把郑俊怀对自己的驱逐归结为机制问题。他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体制的不同。对于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来说，当你在位的时候，所有资源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但只要有一天你从这个位子上退了下来，所有的资源就都与你说拜拜了，哪怕一根小小的螺丝钉，你也无权再动。而民营企业则不同，民营企业家即使停下来，这个企业仍然是你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多有恋槽情结，他要四面设卡，防止任何人前来篡权。我在伊利被免职，不是我的不是，甚至也不是郑大哥的不是，而是游戏规则有问题。国有企业的体制有这样的弊端，有这样的规律。”【治国点评】“郑牛分裂”，有“武大郎开店”论，有“曹操逼宫”论，还有“机制缺陷”论。每个论都有真理的成分，但每个论都无非是“局部真理”。所有“局部真理”之和构成“终极真理”。我们这里也有个“一家之言”——与其说牛根生与郑俊怀的分裂是一场“个人恩怨”，毋宁说这是一种“自然选择”。苗稠了要间，树多了要挪；鸟大了要移巢，猴多了要分群；胎大了要分娩，业大了要分家。分蘖是植物的硬道理，分离是动物的硬道理，分立是人类的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