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学家PK经济学家，历史学家PK政治经济学家
现代社会从来不是那一些人的独角戏，媒体上关于经济学家之争闹得纷纷扬扬，前有咸郎平，后有丁学良对经济学家的质询。有人批评社会学家不懂经济学就不应该批评经济学家，笔者认为这是缺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全面认识。经济学家通俗上说主要研究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优化资源配置，其目的主要是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而社会学家主要研究社会人文现象，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贫富分化产生的社会公正问题也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认为“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可能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认为缩小收入和地区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置于效率之上的更为优先的目标。因此社会学家讲究社会的公平。简单地说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这自然就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立起来了。
严格地说咸郎平和丁学良都是社会学家，丁学良是社会学家不用解释了，而咸郎平不是经济学家，你有没有搞错。笔者认为这一点没错的，咸郎平是一个财务出身的人，1994年，郎咸平抵港，但此后连续7年依然平淡。直到2001年底进入内地证券市场，而出道一来，通过“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而名声大振，从一个普通的财务学者快速成长为名扬天下的公众人物。去年8月批评顾雏军等中国企业界的重量级人物借改革之名侵吞大量国有资产，引起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关于国企改制的争论，被称为"郎顾之争"。郎咸平PK倪氏长虹 核心观点：国有股不应退场。从咸郎平所持有的观点来看，其核心思想主要浓郁的人文关怀精神，市场要成为“讲道德”和“讲良心”市场。而在经济学术方面深究起来并无重大建树。因此从这方面看咸郎平更像一个精通财务的社会学家。一般的经济史家都认为，西方经济分析的鼻祖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这两位伟大哲人所说的经济学，绝不是现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指的单纯研究“稀缺性”和“资源配置”的纯经济学或形式经济学。他们一方面是对当时社会的经济利益、经济所得、债务及货币功能进行经济分析，另一方面同时也对当时希腊社会中的贫富差异进行分析即阶级分析。因此两位伟大哲人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
公平与效率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具有比普遍意义上更为特殊的含义和特征，对两者关系的平衡点把握也更为困难和复杂。这首先是由于两者都处于低水平，为维持或满足其中一个目标对另一个目标产生的成本可能会触及其承受力的临界点。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分工更细，理论系统更复杂，许多经济学家不懂社会学方面的知识，而社会学家同样缺乏经济分析能力。这样就会出现公平和效率这个跷跷板长期一边倒的问题。分工是为了合作！社会学家PK经济学家，这个就体现了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在竞争中发展，只有这样才那让社会更和谐发展。一把锁造的好不好，窃贼说了算，一把矛锋利不锋利，盾牌就可以证明。片面追求GDP是玩弄数字游戏。卖苦力、卖祖宗、卖子孙、卖环境、卖主权、卖大炕，甚至打赌吃狗屎赢它一笔都可以说增加了GDP，这能算是“先进生产力”吗？社会学家代表公众的良心，经济学家代表社会的效率，很多所谓“仇富”实质上是仇不公平致富，因此让他们PK一番又何妨？
在中国，最早使用近似于“经济”这个词的大概是唐高祖李渊，在《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中的一个文告里他提出了“经邦济世”概念，好像是“经济”一词的扩语，也就是经理国邦、振济世务的意思。由此可见，这是一个与政治有关的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经济学从它一开始起源，就和政治、国计民生、政府决策等事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不管操持的是什么经济学，其实，都是马克思所讲的“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天然地就应该为国家政治服务，为统治集团有效以及合理地管理经济和谋取的经济利益服务。因此谈经济离不开政治，而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否正确自然要用实践来证明，而历史学家自然用发生过的经济历史可以证明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史为镜可以正得失！如易中天教授的《王安石不愿看到的结局：改革为什么会帮了腐败的忙 》就可以PK胡鞍钢 《腐败：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可以看到历史学家看到更全面更深刻，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更像是一个智慧的老人，而经济学家更像是一个工程技术员。历史学家PK政治经济学不仅没有坏处，而且相互印证，互补不足，是对政治经济学更有益。因此经济问题不光是经济学家的独角戏。同样，很多人都有理由PK经济学家！经济问题、经济学家没有理由拒绝众人的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