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不可能在人类事物上获得确定性。由于这个原因，要想最佳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我们必须依靠规则。
——[美]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
经济学界有句名言：“人人都是半个经济学家”。生活中到处充满着经济学理论的真知灼见，例如，“横穿马路”这种城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就并非是人们毫无理性算计的率性而为，个中的成本收益与经济理性相信每一位曾经穿过马路的人都会有，不管你是不穿马路就要上课迟到，还是不穿马路赶不上约会女友就要和你说Babye，你尽管可以找成千上万条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证明你横穿马路的万不得以和情有可原，但你仍不可否认，你横穿马路是充满经济理性的。道理很简单，上课迟到几分钟，这个世界的课不会因为你的迟到而停上，女友要跟你说Babye，你还可以找一个也很喜欢迟到的女孩，“天涯何处无芳草”，保证你这辈子不会打光棍。在拨开你冠冕堂皇的理由面纱后，显露的是迟到使你无缘这个学期的评优和奖学金、使你投在女友身上的前期投资血本无归等等诸类成本收益分析和经济算计的真实面目。
我不打算在“横穿马路”能节约多少时间、这些时间能带来多少财富诸类问题上，花上大半天的时间背出计算器来和你一起做“第N套手指运动广播体操”（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但我想还是很有必要在这里花一点时间和笔墨介绍一位曾经闯荡商海多年的朋友——雷总关于“横穿马路”的经典理论。
前天，和雷总一起到学校对面的“一家粉店”吃早餐（必须穿过一条马路），吃完早餐，我俩返回宿舍的路线有两条：要么往荣湾镇方向走200米处，走斑马线安全通过马路然后折回学校，要么“冒险”（这里之所以用上引号，是因为在这里横穿马路已司空见惯，也没看到发生什么交通意外）横穿马路直接抵达学校。“经济人”理性使我俩不谋而合地选择了第二套方案：横穿马路。因为吃碗粉才花了2块5毛钱，如果要走上那么长的路线返回，只会无形之中提高我们吃那碗碗粉的成本，降低那2块5毛钱所带来的福利函数。看到前面车辆速度较慢，我见缝插针般迅速穿过了马路，但雷总没有，而是站在路边，仔细看着对面过来的车辆，直到一辆奔驰开过来的时候，雷总才不紧不慢地穿过马路。感到奇怪的我便问雷总，为何不和我一起穿过马路，雷总的回答让我耳目一新：
“你呀，连不看看对面开来的车是什么牌子的就乱穿马路，你没看到你穿马路时，开来的是一部蓝灯的士，这种差档次的国产车，制动系统性能一般较差，司机也就那么一两千块钱一个月，万一这司机不留神把你撞伤，你怎么搞得到交通赔偿罗。你没看到我穿马路时，对面开过来的是一辆什么车？是奔驰呀！国际名牌，制动系统世界一流，这不增加了我穿马路时的安全系数，再说，能开上奔驰车的人是什么人，少说也是千万富翁，万一有个闪失，要点赔偿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呀！说不定，还会多给我万把两万的，要是谈得来，还有可能成为朋友，以后就业找他/她帮点忙，也能帮上。”
雷总就是雷总，看问题就是看得那么深、那么远！连“横穿马路”也比我算的精细，不得不叫人佩服呀！
其实，在雷总横穿马路的举动中，生动地演绎了经济学理论中一个核心的概念——预期。经济学中的预期是指当事人对经济变量（如价格、利率、利润或收入）在未来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的一种事前估计。根据西方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任何人的行动都应该是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在对未来的预期方面，理性的经济人会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在长期来说最为准确的预期。这种预期，经济学家穆勒把它叫做是理性预期。那么，雷总何以根据汽车的牌子就可看到那么多有利的预期？
根据2001年度经济学诺奖得主迈克尔8226;斯宾塞（Micael Spence）的信号传递模型，车牌和人才市场中应聘者手中的文凭一样，能够给对方传送有利于决策的信息，例如，高学历往往能给招聘方以高能力的印象，虽然，社会中也不乏“高分低能”的人，但业主仍愿意招聘高学历的人，毕竟，“高分低能”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低学历低能力”的概率却大得多，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辛苦跑到师大来呆上三年“曲线救国”，都直奔招聘单位“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在雷总的眼里，奔驰车上的牌子至少向他传递了三条有价值的信息：
1、奔驰车是国际名车，制动系统的性能是世界一流的，这一条信息提高了雷总横穿马路的安全系数，万一实在是乌鸦嘴显灵被车子挂一下，也不至于缺胳膊短腿或下身瘫痪什么的；
2、能开上奔驰车的都是百万富翁级别以上的人，他（她）们的钱比雷总书架上一排的书和到校图书馆借来的书加起来还厚，说不定上天看雷总天天看书太辛苦，想安排某个医院某个漂亮的白衣天使照顾照顾一下他，找个百万富翁买单总比找个下岗工人容易。
3、现在的富翁挥金如土，看到雷总英俊的脸庞与稍显单薄的身材有点失调，动动恻隐之心，多给雷总万把两万元赔偿，也不是没有可能。最好，那天开车的是富翁的漂亮的千金小姐，看到雷总那副500余度的眼镜（学识渊博），听到雷总幽默诙谐的话语（有情调），千金小姐说不定对雷总顿生爱慕之情，演绎一段“一撞定情”的21世纪最经典爱情故事出来，直叫师大的光棍们有事没事就往马路上“穿”。当然，千金小姐也有可能“爱乌及屋”，向她的富翁老爸撒上一娇，斥巨资把雷总曾经住过的研究生楼四栋（黄楼）整个（至少四楼整层，实在不行414、412房也行）按五星级宾馆的标准重新装修一遍，装上远大中央空调，铺上葡萄牙红地毯，把那天天爬上爬下累的要命的床铺换成香港皇朝家私城的席梦思，再摆上一台43英寸的东芝牌背投彩电，叫整个大学城的美女们羡慕得流口水，再也不要我们班上的光棍们那么辛苦地坐公共汽车满大学城地到处“物色”。
但那天在三棵树酒家吃饭时，当我把这个美丽的“预期”跟我们班上的一位才女（据传有人在我们班上做了个“美女排行榜”，此人不但知名度陡然提高，还大赚了一笔广告费，于是又有人“与时俱进”准备做一个“才女排行榜”，据可靠消息，这位同学可能荣登榜首）交流时，她反问了我一句“不被车撞岂不是更好？”，才女就是才女，一语中的。她这一反问，使我想起了“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古训。依照陈潭老师经常向我们提起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法则，我们得对雷总负责，对他的经典理论得以实现的约束条件和概率进行仔细论证。不过雷总的这个“预期”实在是太美丽了，美丽得叫人实在无法拒绝。所以，如果我要从正面去论证这个结论的话，那肯定在做无用功。没办法，为了真理，我不得不与雷总“翻脸”，从反面去进行论证。就奔驰车的牌子，我“惨忍”地提出了三个与雷总的美丽“预期”恰恰相反的三条可能性设想：
1、奔驰车虽是国际名车，制动系统的性能也是世界一流的，但这个信息也给驾驶这辆车的主人产生了“安全幻觉”，他（她）会过多地依赖于车辆的制动系统，忽视驾车技术和水平的提高，长此以往，甚至形成了飚车的习惯，车速一般在120马以上，例如，去年炒得火热的富婆黄娅妮宝马撞人事件。而那些靠车养家糊口的的士司机则不同，他们知道，一旦出了交通事故，就要倾家荡产，老婆孩子就得跟着喝西北风，所以开车时小心翼翼，不管乘客怎么催，车速也不敢超过60马。如此一比较，我不得不为雷总的安全捏把汗。
2、能开上奔驰车的的确都是百万富翁级别以上的人，他（她）们的钱也肯定比雷总书架上一排的书和到校图书馆借来的书加起来还厚。但，既然这么有钱，他们的人脉资源也是很丰富的，说不定交警大队的大队长就是他的拜把子兄弟，习惯了开霸王车的富翁看到雷总还是个学生伢子，理也懒得理，给交警大队打个电话就把事情摆平了。雷总不但分文的赔偿费拿不到，还有可能被学校当作乱穿马路的典型在学校广播里通报批评外加记大过一次，搞得那段时间，四楼的窗户都不敢打开——怕雷总一时想不开跳楼自杀。
3、无巧不成书。那天开车的真是富翁的漂亮的千金小姐，不过，一向娇生惯养、嚣张跋扈的千金小姐，看到雷总那副500余度的眼镜（看不清车牌），听到雷总幽默诙谐的话语（竟然还活着），气不知从哪出，竟然有人吃了豹子胆敢挡我的车子，走下车子对雷总一顿拳打脚踢，直打得雷总鼻青脸肿，整个一个“脓胞紫”，爬在地上起不来。从包里甩出两张百元大钞，叫雷总去买点创口贴、紫药水涂涂，然后上车启动车子，猛踩油门扬长而去，等到雷总找到眼镜看个究竟，汽车早已过了湘江大桥到了河东。
正沉浸在美梦中的雷总听到我的设想，气得从2米高的床上跳下来，要和我理论。由于雷总跳下床铺时用力太大，整个黄楼都下沉地下1米，岳麓山被震得晃晃作响。众人皆醒，连远在大西洋彼岸睡觉的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老人家也被吵醒，白发苍苍的哈耶克老先生揉揉还未睡醒的眼睛，语重深长地对雷总说：
“年轻人，不要争啦！要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人类事物上获得确定性。由于这个原因，要想最佳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我们必须依靠规则。”（《制度经济学》第110页）
雷总还有点不服气：
“我的美梦让你哈耶克老头子一句话就泡汤了，那谁对我后半生的幸福和荣华富贵负责？”
雷总火冒金星，摆开架势，正欲与哈耶克老先生舌战一番。
“制度！”
犹如天外来音，雷总被吓得连退两步。定睛一看，声音是从宿舍的电话中传来。原来，是柯武刚、史漫飞两位“制度双雄”实在看不过雷总跟哈耶克老先生说话的口气，从德国打国际长途过来了。他们耐心地对雷总说道：
“制度是行为规则，并由此而成为一种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段。它们通常都要排除一些行为并限制可能的反应。因此，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他们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制度经济学》第112—113页）。小伙子，你只按你的美丽预期行事而不遵守交通规则，既然你可以不守规则，只依你的预期行事，那别人也有权利按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预期行事，你就怎么敢肯定那些开奔驰的富翁们给你那么多赔偿还要把自己漂亮的女儿嫁给你呢？所以，我们只有在制度框架范围内才可以现实地追求自己的美丽预期。如果，哪天交通法规规定，奔驰车撞了人，就要把富翁的漂亮女儿嫁给被撞的人，那你的预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因此，你要么，就慢慢等着你们国家开人大会的时候修改交通规则，要么，就只能只认倒霉了，谁叫你违背交通规则呢？总之，你后半生的幸福只有制度能给你负责！”
柯武刚、史漫飞两位“制度双雄”一席话，说得雷总心复口服，马上要拜他们为师，柯武刚、史漫飞既没当场拒绝，也没当场表态，只是要雷总好好把那本《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看看再说。
从此以后，无论在食堂，还是在WC，无论上课，还是下课，无论有事，还是没事，我们都会发现雷总手上总是拿着一本厚厚的《制度经济学》。据说，几个长得漂亮的MM看到雷总读书这么用功，已经向他频频发出火热的电光了。
从那以后，我也再没去过“一家粉店”吃早点，为了不使每天早上2块5毛钱一碗的肉丝粉的福利函数减低，我选择了不用横穿马路的“立强酒家”吃早点。不过，我现在开始慢慢喜欢上了汽车杂志，不是有闲钱买车了，只是记记高档轿车的牌子。
如果哪天你实在要横穿马路，记得看看汽车的牌子！
题外话：
PK：与民主无关，与金钱有染
如果要评选2005年度中国最热门词汇，绝对非“PK”莫属。到网上百度一下，关于PK的消息近千条，随着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在全国的火热，PK这个“泊来品”从大西洋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政界坊间流行的口头禅。一个PK，让一群渴望一夜成名的女孩们梦想成真，一个PK，让多少粉丝为你疯狂为你痴，一个PK，也让商家赚了个盆满钵满，一个PK，更让一些“经纶满腹”的民主论者看到了中国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扬言着PK跨出大西洋一小步，中国民主前进一大步。
果真如此吗？
何为PK？陈潭教授在课堂上给我们下一个幽默而经典的定义，陈教授谦虚地说自己不知道英语原文为何意，他只按照中国人的读音去理解，PK就是“辟开”。于是，按照陈教授这个形象生动的定义，我仔细推敲了那些民主论者的PK情结，结果发现他们所推崇的所谓的“民主”正是要把中国“辟开”成两半。
我不是“玉米”，也非“凉粉”，更不是“笔迷”，但偶尔也陪家人看了一两场“超级女声”的PK现场。到了PK的关键时刻，4岁的外甥说要借我的手机发短信支持春春，一毛钱一条的短信，发就发吧！这时姐姐告诉我，这是定制短信，要一块钱一条，我仔细看了看屏幕上的说明，果真如此。一条一块，十条十块，一万条就是一万块，商家是聪明的，全国十三亿人，一人一条，光短信一项就可让商家赚饱了。哪能这么算帐的，全国还有好多农民没有手机呢。在我们家中最有商业头脑的女友马上反对我的思维。女友这一反驳，倒让我茅塞顿开。
仔细观察“超级女声”的运作模式，我们不难发现，观众为超女投票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手机发短信支持，另一种是网上拉票声援。与人大会上的选票相比，PK的确是降低了民主的门槛，扩大了人们民主投票的平等与自由，无论你是三岁小孩，还是八十几岁的老太婆，只要你有手机，或者只要你愿意花上2元/小时的上网费，你就可以自由地为你喜欢的超女投上一票，只要你不心痛钱，你甚至可以多发几条短信，来表达你对超女的喜欢，反正，商家是不会与钱过不去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投票的现实意义是极其有限的，无非是一些有钱无聊之人，或花父母钱不心痛的小孩们的游戏。因为手机、电脑、网络等投票工具已经筛选掉了一批人：那些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农民、下岗工人、低保人口等）。由于相对于他们低收入而显得格外“昂贵”的投票工具，他们已被排除在这种“自由民主”之外。社会被活生生地“辟开”成两半：有钱人享受高度自由的民主，没钱的人因为无力支付投票费用而民主不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的民主吗？
据新闻报道，在几场超女巡回演唱会上，各位超女的粉丝们因为不满对他（她）们偶像出场次序的安排而相互大喝倒彩，甚至大打出手，粉丝在这场疯狂的民主盛宴中变得越来越偏激，缺乏宽容，缺乏共同理解。场外另一场可怕的PK正在上演。由于网络的“协同过滤”作用，无限过滤使人们不愿意接触各种不同的信息，粉丝们在网上只阅读观点，而不愿意去欣赏其他超女，人们总是置身于相近的看法中，强化了原有的观点，变得偏激。这样的后果，按照美国芝家哥大学凯斯8226;桑斯坦（Cass R8226;Sunstein）的说法，将会导致“群体极化”，即形成有极端观念的团体，社会由此分裂（《读书》2005年第9期81—86页）。由此，那些有钱支付投票费用的人又被“劈开”：“玉米”容不下“凉粉”，“凉粉”看不惯“笔迷”，他们缺乏宽容与理解，变得疯狂偏激。
缺乏共同理解和宽容精神的民主，是我们想要的民主吗？
人们为什么要投票？安东尼8226;唐斯（Anthony Downs）在他的代表作《民主的经济理论》中认为：如果收益大于付出，人们就会去投票。当我们付出1元的短信费为自己喜爱的超女投票时，我们得到了什么？看到自己喜爱的超女不被PK下去的心理满足？体验一下决定他人命运的快感？还是仅仅给煽情的主持人一个面子？我没投过票，所以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这种花钱买“民主”的行为不会长久。道理很简单，要唤起民众的服从与参与，民主必须产生实质性结果：它必须为所有相关的政治力量提供机遇以改善他们的物质福利（亚当8226;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第19页）。正常的投票，应该是投票人要在投票中获益，选票在民主市场是“硬通货”，每一张选票至少应该得到等值的服务。我没投票，却也能在电视机前看到超女们回报粉丝的感恩演唱会，女友为春春投了一票，同样和我坐在同一台电视前看着一样的演唱会，春春也没瞄准女友多抛个眉眼，多说声谢谢。李宇春众望所归，登上了超级女声冠军宝座，我们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变，长沙的液化气依然在直线上涨，人们还在为出租车价是涨是降紧张地辩论着……而那1块钱，在长沙却可以买四块臭豆腐！我们没有从这场“民主”盛宴中分到一杯羹，而春春却已身价倍涨，正忙着拍电影、开演唱会。这场“民主“盛宴，不过是商家利用超女“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古恩伯格语）的饕餮大餐而已。
10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出版，超女冠军李宇春赫然出现在周刊封面上。在《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上，李宇春身穿黑色上衣，戴着银色项链，浅浅地笑着。对于选择李宇春，《时代周刊》在文中表示：《超级女声》这个节目代表着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在中国来说很不容易。于是就有了那些所谓民主论者的所谓超女民主论，他们把对超女的疯狂转移到了对中国民主的疯狂上来。不过，让我担心的是，李宇春瘦弱的肩膀能担当得起中国民主未来之路的重任吗？超女民主论，如果不是我们误读了超级女声，那就是对中国民主的莫大讽刺。
因为，PK，与民主无关，与金钱有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