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过去的18年，格林斯潘曾经遭到许多学者和政客的批评，这些批评，在现在看来，有些是非常正确的，有些不一定有道理。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批评，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职业生涯一定单调许多。作为人，格林斯潘也会犯错误，他在财政政策、股市泡沫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方面的一些言论，就曾经受到过激烈的批评，而他关于市场形势的判断以及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采取的行动，更是受到诸多非议。
来自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批评
2005年3月15日，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在参议院会议上质疑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格林斯潘曾乐观预计了美国财政状况，继而支持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的减税计划。
“现在的情况证明我们曾经都错了。”格林斯潘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
希拉里随即反驳：“根据记录，不是我们全错了，错的只是一些人。”
众所周知，格林斯潘2001年曾支持布什第一次提出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庞大减税计划，这是该计划在国会顺利通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格林斯潘的理由是减税可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而希拉里和很多美国民主党人士都投了反对票，称这项举措只会恩及富人，美国联邦赤字也将激增。格林斯潘表示，在2001年初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美国巨额财政盈余将有继续增大的趋势。2001年美国的财政盈余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而且预计此后10年内美国的财政盈余将高达5.6万亿美元。但自布什执政以后，当年的余额迅速减少，财政赤字屡破记录。但格林斯潘并不愿收回当年的决定，格林斯潘表示：“面对同样的证据，我依然会和当时一样，表示支持。”格林斯潘认为社保帐户私有化改革必须缓步而行，但同时敦促国会要加快解决养老金融资问题的步伐。他还认为单靠提升利率是无法弥补婴儿潮带来的养老金亏空问题，削减福利将是必然举措。
来自民主党众议员巴尼·弗兰克的批评
2004年7月中旬，格林斯潘在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 Committee)作证时，再次被卷入了一场有关政府应如何应对当前预算赤字局面的争论。通常情况下，对这种争论格林斯潘可以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因为Fed没有明确的职责要参与可导致政府作出税收和支出决定的政治活动。但作为美国最受信赖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人们向他提出预算赤字问题也是很自然的，而他所提供的意见也会很有影响力。但是，格林斯潘2001年时默许了布什政府推出的减税计划，而这一计划正是导致美国当前预算赤字达到创纪录水平的主要原因。自那以来，共和、民主两党在预算赤字问题上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一直使格林斯潘夹在其中左右为难。
此次就此问题向格林斯潘发问的是民主党众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弗兰克的问题是，格林斯潘是否认为需要再次减税以及对目前的赤字形势应采取何种对策。美国下一财年的预算赤字预计会达到5,210亿美元。格林斯潘再次明确表示，他倾向于削减支出而不是加税。他还表示，希望能恢复要求做到收支平衡的法规，并认为应改为围绕长期项目制定预算，因为政府目前的支出主要都用在了这些方面。在格林斯潘做出上述表态后，弗兰克说，格林斯潘没有谈到税收问题，这令他失望。他要格林斯潘回答，美国的税收政策将何去何从，是否还应再次大规模减税。格林斯潘则回答说，他个人倾向于总体上降低税收负担，因为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扩大税基。但他又说，税收政策最终应由国会来决定。弗兰克则回击说，既然格林斯潘以前也曾对政府的政策发表过建言，现在为何又说自己不便于就具体的税收水平提出建议呢？
事实上，避免提出建议并不是格林斯潘近年来的风格。2001年时他对减税表示了支持，暗示说他担心政府的预算盈余愈来愈多会损害美国的经济。美国通过减税方案之时正值经济衰退即将正式开始之际。格林斯潘等人回首往事时都称，减税来的正是时候，在史无前例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配合下，成功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但此后格林斯潘等人却一直声称，国会必须最终使美国的财政形势恢复到正常水平。格林斯潘曾多次向国会表示，减税条款在到期后应予保留，应通过削减支出的方式实现预算平衡。他甚至建议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来遏制预算赤字。其实在2005年3月份参议院听证会上，格林斯潘就已经坦承减税措施是错误的。布什在2001年实行减税措施，格林斯潘给了布什极大的支持，认为减税有助于刺激当时低迷的经济。而现在，税收的减少正造成美国联邦庞大的赤字，自然，格林斯潘应该为此受到谴责。
来自前Fed理事劳伦斯·梅耶的批评
Fed观察家认为，格林斯潘是否应就税收问题做出表态很值得商榷。一些专家认为，格林斯潘就税收问题提出建议是不适当的，这有损Fed的中立形象。Fed没有义务涉足政府预算这一极具政治色彩的领域，格林斯潘此举已经玷污了其央行行长的高洁形象。
前Fed理事、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劳伦斯·梅耶对格林斯潘关于税收的言论提出了批评。他在《联储岁月》一书中称，格林斯潘不时涉足政治争论已经损害了Fed的独立地位。梅耶认为，为Fed本身的形象着想，Fed主席及Fed本身不应介入有关财政政策取向的政治争论。Fed一直希望自己在决定货币政策时不受外界干扰，因此梅耶声称，他担心如果Fed主席卷入有关财政政策问题的政治争论，就可能鼓励政府中的其它人士反过来插手货币政策的制定。梅耶说，虽然这种事情还未真的发生过，但其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格林斯潘在税收问题上具有的党派倾向也会使公众对Fed的使命感到困惑。他认为，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时应只谈及Fed有责任回答的问题，他在这种场合应该充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的代言人，而不是代表他自己。格林斯潘的讲话有可能被政客们利用，国会议员会利用听证会的机会问格林斯潘一些问题，然后利用他在回答问题时对美国财政政策发表的见解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梅耶说，有时候格林斯潘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其它成员像是别有图谋，他们利用国会听证会来实现探讨货币政策问题之外的目的。
来自萨尔斯曼的批评
针对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白宫新经济会议”发出“华尔街股市连连大涨的‘财富效应’，会加速美国通货膨胀失衡的风险”这一警告，美国“新经济”学派提出激烈的批评。批评者指责从1999年6月以来美联储在格林斯潘的推动下实施的6次所谓“先发制人”的利率调整政策，犹如一团乌云悬浮在美国经济和股市上空。他们断言，当前的经济运作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在这一点上，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利率调节杠杆派没有认识清楚，他们对新经济所产生的种种深刻变革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格林斯潘以“旧经济”的法则解释在技术驱动下迅猛发展的“新经济”，开出一付调高利率的传统“药方”，用以对付所谓的通货膨胀是行不通的。他们指出，近25年来，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失业率一旦降至6%或更低，就会引发通货膨胀。然而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已降到近30年来的最低点，仅4.1%，却连通货膨胀的影子都没看到。
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市场预测公司首席顾问里查德·萨尔斯曼指出，1988年至1998年间，美国生产率年增长水平一直处在6.2%的水平，而不是美国劳动统计局公布的1.7%；劳动统计局公布的另一项数字显示，1998年的美国工人与10年前相比，工作效率只提高了18.6%。萨尔斯曼说：“我们的统计显示，这个数字应该是82.4%。”
格林斯潘说，劳工市场剩余劳动力的紧缺势必有一天会迫使雇主以提高工资的方式，来向紧俏的市场争取员工。而持反对观点的人士则指出，员工工资的走势与消费价格指数是相符合的，只要消费价格指数不走高，员工工资也不会走高；只要消费价格指数没有呈现出通货膨胀的迹象，员工自然不会提出超出生产率增长水平的工资要求。从美国当前的社会现状看，员工队伍也确实没有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的强烈要求，这当然与人才市场激烈的竞争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持续提高所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消费者能够长期享受低廉的物价水平。
来自金·里奇的批评
在“新经济”火暴的岁月，格林斯潘隔三差五地就要受到美国一些经济界人士的抨击，这些批评者主要来自于美国新经济领域，个中原因在于格老担心由美国新经济引领的美国股市的危险程度在不断增加，他提出，股票和房地产使人致富后会改变消费心理，引导他们扩大消费，减少储蓄，即使总体上看有其合理性，但股市过于火暴会通过不断扩大消费支出而将美国经济拖入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格林斯潘连番使用加息手段，其最大目的不在于打击美国股市，而是抑制财富效应，以免伤害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对于新经济的泡沫成分，他也经常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因此，他的做法引起了从事新经济的人士和股市投资者的不满。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金·里奇就曾质问：“格林斯潘除了对股市施压，还会别的吗？”更有一些激进的新派经济学家讽刺格林斯潘根本不懂新经济，其思维陷于传统经济模式之中，早就陈旧过时了。
来自克鲁格曼的批评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2005年8月份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美国经济前途坎坷，格林斯潘要负一定责任。他认为，格老2001年对布什政府不负责任的减税措施做出关键性的支持，促使国会通过了这项造成税收大减的做法，种下恶果。而且，格林斯潘在楼市泡沫问题上反应迟钝。虽然格林斯潘已经开始对房地产按揭市场上浮动利率贷款风险表示关切，但是在去年还极力鼓吹这种贷款的好处。克鲁格曼认为，如果格老早两年说出他现在所说的这些话，大众可能就会少借一些钱。
来自斯蒂格里茨的批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全能的美联储及其在泡沫膨胀中扮演的角色》中尖锐指出，格林斯潘希望仅仅通过讲话“就能够把泡沫熨平,从而使整个国家避免泡沫破灭造成的影响”，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清楚地表明，他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仅靠演讲并不能取得成功”。斯蒂格里茨认为，美国经济最近十几年来一系列教训在于，“过于信任领袖们的讲话”。他表示，美国大众过分信任和依赖财经官员的“信心”、过分信任金融市场所谓的智慧，而对经济现象背后的真正的经济学关注不够。格林斯潘大胆且复杂的高度弹性的货币政策，让后继者难以模仿，但同时也提供了滋生投机的土壤。他认为股市泡沫可能是成功货币政策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因好的政策和长期增长而加大，重复“波峰—半波峰”的循环。在给新经济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人经历了高投资和股市飙升的同时，非理性繁荣和投机泡沫也在滋长。批评者认为格林斯潘所带领的美联储在这点上失策，没有尽到预警投机狂潮的责任。随后纳斯达克狂跌70%，股市蒸发了6万亿美元，同时类似安然、世通这样的大型企业，也在投机的冲动中迷失了方向。他认为，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在这一轮泡沫中，扮演了鼓吹市场繁荣的“啦啦队员”。在《喧嚣的90年代》中，斯蒂格里茨说，历史证明，金融领袖也被证实不过是正常人而已，他们也会犯错误。
来自斯蒂芬·罗奇的批评
房地产市场是不是一个泡沫？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2月底对房产过热的担心表态：近期的房产繁荣是“相对无害”的。但是，斯蒂芬·罗奇似乎总是与格林斯潘的意见相左。他认为：（美国的利率）应该现在就调，而且是大调！在对美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上，他于2004年2月27日在“致艾伦·格林斯潘的一封公开信”中，强烈敦促这位保守的联储主席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3%，否则，美元短期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将趋向负值，美国经济将“重蹈90年代末不可预见的泡沫破灭”，陷入多种资产价格泡沫无止境上升的境地。从1999年开始美国家庭资产价格的上升及自2003年开始的股市上涨，替他们挽回了2000年股市大跌后的巨大财富损失。根据美联储统计，包括房产、股票在内的美国家庭总资产已经回升到4.5万亿美元，而在1999年的最高点，这一指标也不过5.5万亿美元。从1999年到2002年，房地产市场在企业惨淡经营的背景下一枝独秀；即使在2003年股市复苏的竞争下仍毫不逊色。其根本性的推动力是近40年以来罕见的低利率。美国房地产市场景气的指标性利率——30年期房屋抵押贷款利率在整个2003年平均只略高于5%，同样为近30年来所罕见。资产的另一面便是负债：2003年，美国家庭负债增长超过了9000亿美元，这是1999年数值的两倍，而2003年净国民储蓄率不足GDP的1%。与此相印证的是，美国目前的房价/收入比已经处于历史最高点，比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20%。
来自奇默林、格拉姆利的批评
2000年10月，小布什为角逐总统职位进行拉票活动期间，曾被问到当股票崩溃或出现其它重大金融危机时，他将如何处理？对此，布什直截了当地说：“先打电话给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拥有一大群崇拜者，因为他能掌稳中央银行的舵，有人说他是美国第二位最具权力的人物。然而，在2000年，格林斯潘曾经受到过最猛烈的批评，美国金融界和国会山的批评者认为，他反应太慢，太迟觉察到美国经济即将碰到风暴。许多投资者都希望格林斯潘来担当股市救市者的角色，指望他再次挥动利率的杠杆来解开无数被套牢的绳索，但结果却令他们都失望了，因为美联储只减息0.5厘而非被认为重振股市所需的0.75厘。在减息消息宣布后，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齐齐暴泻。于是，有人开始指责格林斯潘。
美国经济学家奇默林说：“假如美国的经济出问题，格林斯潘将会受到许多指责，而他也应受到指责。我认识他很久了，但不得不坦白地说，他犯了许多错误，他所预测的纪录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前美联储委员格拉姆利说：“没有原因令美联储不采取更进取的行动。”批评的声音主要是指格林斯潘在2000年应减息的时候却反而加息，一直继续执行紧缩货币政策至2000年底。美国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也附和许多议员的意见，对3月22日减息的幅度表示失望，指经济的状况和通胀不存在，应可容许更大幅地减息。
来自马丁·沃尔夫的批评
马丁·沃尔夫指出：我个人从格林斯潘时代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首先，美联储这家所有央行中最重要的央行应该如何运作，那很难定，因为我们对基本经济状况，尤其是对资产价格，没有足够清楚的理解。第二，将如此多的决断权，交给由一人独揽大权的机构是危险的。可预见性需要更明确的目标。美国现在需要有这样一家央行：具有更现代的职权，同时在执行任务时更加共享决策权。但最后一条是，世界应该庆幸能有格林斯潘。
为格林斯潘辩护
虽然有这么多的人批评格林斯潘，但是，针对众多的批评，也有一些学者为格林斯潘辩护。他们认为，格林斯潘是一位优秀的金融舵手，是一位奇才。在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格林斯潘的有力领导和正确判断。比如，1990年出现的衰退在1991年达到谷底，但整个1992年甚至到1993年的开端，美国经济的回升仍很微弱。在1994年经济回升的驱动力更明显，失业率开始低于6%。此时，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失业率再下降将导致通货膨胀。3年后，失业率甚至下降至5%，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担心。但格林斯潘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相信新科技正在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他是对的。
另外，在美国特殊的体制结构之下，中央银行的决策只能对整体经济的一部分起作用，而且美国的中央银行要受制于国会。它需要减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而它所能依靠的武器只不过是利率。它需要关注更宏观的经济运转，而非仅仅是股票价值是否被高估。比方说，人们对股市的关注，普通投资者的眼光与格林斯潘肯定不一样。当一般投资者发现纳斯达克指数跌落了三分之二，惊慌失措，但格林斯潘发现道琼斯却仍保持在9000点以上。他会觉得市场依然比较正常。所以，仅仅将眼光盯在纳斯达克指数，或是经济层面中一小部分上，并指责中央银行没有照顾到它，显然是不公平的。
从决策程序上讲，美联储的政策不是格林斯潘一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公开市场委员会来制定的，格林斯潘是委员会的主席，他仅仅是12个成员中的一员，美联储的所有决策都要通过投票，并被记录在案。格林斯潘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他的经验和判断力受到市场人士的尊重。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用领导力(leadership)而非独裁(dictatorship)来形容格林斯潘，他要说服其它11个委员。他们并不愚蠢、脆弱或是盲目，相反，他们精通经济学与财政政策，他们参加每一次会议都是有备而来，他们经常要进行激烈的辩论，他们达成一致意见都是建立在激烈的观点交锋的基础之上，他们不会同意一些愚蠢的建议。所以，格林斯潘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具有判断力和决策能力的领导者而已，他所犯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换了一位领导人来领导美联储，也许会搞得很糟，也许会比格林斯潘干得更好。但是，历史不容人们假设，无论对与错，毫无疑问，过去的18年就是“格林斯潘时代”。
